聚焦电诈帮信案件深挖细节推动量刑调整争取缓刑

2025年4月，刚生完孩子还在孕期相关复查阶段的张某某突然被警方传唤，此前她多年前出境参与境外电信诈骗团伙的过往被彻底查实。作为一名尚在哺乳期的新手母亲，她面对的是公诉机关最初提出的一年五个月有期徒刑的实刑量刑建议——一旦法院照此采纳，她刚满百天的孩子将直接面临母亲入狱无人照料的处境，退缴的全部违法所得也没能让焦灼的处境得到丝毫缓解，辗转找到冯运华律师时，她手里只攥着薄薄几页案件材料，连完整的涉案时间线都理不清楚。

从世俗理性的角度看，这起案件的辩点空间极小：当事人确实有明确的境外诈骗团伙参与经历，涉案时间长达六个月，所在小组直接导致新乡本地一名被害人损失超12万元，涉案流水关联明确，不少同行都认为这类事实清晰的电信诈骗案件没有过多辩护余地，接手后能争取到少量刑期缩减已属不易。但2019年就开始在新乡本地深耕刑事辩护的冯运华没有直接拒绝，她翻完当事人带来的全部案卷材料后发现，案件里不少法定从轻情节并没有被完整梳理进入量刑考量范畴，这正是她愿意接下这起案件的核心动因：刑事辩护的核心从来不是看表面的结果预判，而是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关乎当事人人生自由的细节。

梳理完整案情后不难发现，这起案件的前置侦办逻辑默认将当事人的涉案地位与团伙核心成员绑定，公诉方初期量刑建议并没有单独考量她仅从事辅助引流的“接量”工作的实际分工。本案的核心争议点恰恰在于：在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中仅承担边缘辅助性工作、参与时间有限的底层人员，是否应当在量刑时单独区分从犯地位，叠加哺乳期、全额退赃、初犯坦白等情节进行综合从轻评价。而这类涉案人员被境外诈骗团伙裹挟、归案后又存在特殊身体状态的情形，也是当下新乡本地处理跨境电诈类案件时普遍会遇到的共性实务分歧，不少当事人因为没能完整梳理全部从轻情节，直接被判处实刑，原本可以挽回的家庭困境最终没能得到妥善调整。

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常年扎根新乡各区县办案的冯运华开启了高频度的线下流程推进：她先后三次前往看守所完成符合哺乳期特殊规定的会见，逐页比对案卷里的团伙人员分工笔录，把当事人在整个诈骗链条里仅负责发兼职引流信息、不接触诈骗核心话术、不参与赃款分成的全部证据逐一标记，又针对哺乳期的医学证明、新生儿的出生材料、社区出具的适合社区矫正的评估前置意见全部整理成完整的证据组提交给办案机关。过程里她曾两次就量刑调整的沟通申请被暂时驳回，公诉方最初明确表示不会调整已经出具的量刑建议，冯运华没有放弃，先后三次结合新乡本地近半年同类电诈从犯人员的类案裁判文书提交补充法律意见，逐一对应列明当事人所有符合从轻减轻的法定情节。最终在开庭前的最后一次沟通中，公诉方认可了她提交的全部辩点。

开庭当天，公诉方当庭将原本一年五个月的有期徒刑量刑建议调整为一年二个月，最终法院判决完全采纳了该调整后的量刑建议，同时结合当事人处于哺乳期的实际情况，对其适用缓刑。几乎同一时段，冯运华代理的另一起帮信案件也迎来了裁判结果：两名分别为涉案软件开发者、核心技术参与者的当事人，其中非法获利50万元的徐某某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非法获利仅9000余元的技术参与者罗某某也获得缓刑处理。两份判决的核心说理部分均明确指出，已经全部退缴违法所得、自愿认罪认罚、主观恶性较低的技术类帮信行为人，结合其涉案行为的辅助属性，可以依法适用缓刑。本案裁判结果仅针对个案具体事实与证据，不代表同类案件均可取得相同处理结果。

这两起案件的办理结果，放在新乡本地近年的同类案件处理中具备明确的实务参考意义：以往不少电诈底层从业者、帮信类技术参与者，一旦涉案流水或获利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即便全额退赃也较难获得缓刑评价，而这两起判决的落地，其实为后续同类案件的量刑评价提供了更精细化的裁量参考——不再唯流水、唯获利金额论，而是综合考量行为人在犯罪链条中的实际地位、主观过错程度、退赃认罪态度等全部情节。这类裁判尺度的微调，恰恰是基层刑事辩护律师在日常实务中一点点推动实现的。

从业六年，累计承办多起刑事案件的冯运华，始终坚持自己的执业原则：“我们办理的不是案子，是当事人的自由与人生。”作为本地一家特色律所的合伙人律师，她熟悉新乡各区县司法机关的办案习惯，能省去异地办案的繁琐流程，全程和当事人同步案件进度，沟通完全透明。她始终坚守证据为王、疑罪从无的准则，不会给当事人做出任何虚假承诺，接案第一时间就会如实告知全部案件风险，在当事人自首退赔的黄金37天里集中攻坚，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指向从轻、无罪的细节，能通过和解止损的就全力促成调解，必须开庭的就全力以赴做好庭审辩护。

在她看来，刑事辩护从来不是什么惊心动魄的翻盘大戏，更多是沉下心一页页翻案卷、一趟趟跑线下沟通、把每一个细节都抠到实处的日常。她做的所有事情，本质上都是心系当事人，用最务实的动作解决最实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