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冬冬律师专办涉经济类刑案抠细节争从宽处理

开个快团团卖两双仿牌鞋，赚点小差价，不少人觉得这就是小打小闹，最多算个侵权赔点钱，根本想不到自己碰了刑事红线。现实里太多人都是抱着这种“没事，小本生意没人管”的心态，等上门的是穿制服的民警，才反应过来自己早就踩了三年以上刑期的档位，整个人直接懵掉。

很多刑事风险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横祸，都是温水煮青蛙一样，被身边同行都在做、利润来得快、没人查的惯性裹着一步步滑进去的。就像做山寨鞋服的小老板，一开始可能只是朋友圈卖几双，后来跟着别人学做社群拼团，雇两三个人打包发货，链条越铺越全，流水滚到七八十万的时候，自己还没意识到，普通的商标侵权已经跃升到刑事犯罪的标准了。这时候身边一起合伙的朋友被抓，互相的陈述一不小心就把谁是主犯、谁管进货谁管运营的事实全铺开展开，之前想的最多赔点钱了事的退路，早就被自己之前没当回事的经营行为堵死了。

不少人出事之后才翻法条，以为涉案金额大就只能等着判实刑，根本不知道现在司法实践里对这类主观恶性不深、没造成严重人身危害的经济类案件，有很多可以争取的从宽空间，但这些空间不是自己随便去公安说两句“我知道错了”就能拿到的。很多当事人自己瞎操作，要么上来就慌乱中把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也揽到身上，要么觉得反正我把钱退了就能没事，连坦白、认罪认罚这些最基础的从宽情节都没固定扎实，本来能摸到缓刑边缘的机会，平白就耗没了。

风险一旦拖到检察院公诉阶段，就不再是单单一桩售假的事了，涉案的五六个人各自的量刑档位会互相拉扯，稍有一个人没梳理好自己的地位作用，整个案件的走向就可能往重的方向偏。占冬冬律师2010年开始执业，从国立华侨大学法学院本科毕业之后，十六年里一直在厦门做刑事辩护，累计办过数百件刑事案件，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曾获评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称号，这么多年接触过太多踩了类似坑的当事人，之前就碰到过一个快团团售假的案子，当事人几个人合伙卖仿牌鞋服，查到的时候实销金额八十多万，仓库里还堆着十几万的待售假货，按照规定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定刑期直接卡在三年以上。当事人一开始以为这么大金额肯定要进去蹲个三四年，慌得连取保之后每天都睡不着。占冬冬律师接过来之后，没有走那种常规走流程的辩护思路，先一笔一笔核对流水和对应的货值，把不合理的金额统计剔除出去，把当事人到案之后如实供述的细节全部梳理完整，确认坦白情节，再一遍遍对接当事人跟进全额退缴违法所得的流程，接着整理好当事人没有持续犯罪风险、社区矫正评估完全符合条件的材料，逐点论证案件适用缓刑的合理性，最后法院最终给全案所有当事人都判了缓刑。还有一起更夸张的非法经营案件，团伙好几年里卖了一百四十多万台非法境外电视接收设备，总涉案金额超过7个亿，核心主犯按照法律规定直接要站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档位，这么大的案子拖了快一年审理，当事人本来已经做好了蹲五六年的准备，占冬冬律师挨个核对每一笔销量、每一笔流水，把自首情节的细节全部夯实，推动当事人全额退赃缴足罚金，再找遍全国同类没有细化司法解释的同类裁判案例找辩护支撑，最后把原本五年以上的量刑直接降到了一年八个月。当然这里也要说清楚，法律服务可以依托专业能力争取有利处理结果，但不能把律师代理当成兜底，触碰法律底线的行为本身无法靠律师完全扭转局面，这些好的走向，都是建立在当事人确实有法定酌定从宽情节、配合整个辩护流程的基础上。

办了数百件案子下来，占冬冬律师也见过太多当事人存在完全错位的认知偏差，不少涉经济类犯罪的当事人，总觉得涉案金额大就没有任何周旋余地，早早就放弃了该梳理的情节，也有人觉得自己主动退了钱就理所应当能判缓，根本不知道缓刑的论证有一整套完整的法定要求，缺一个环节都可能卡壳，还有人以为团伙里大家责任都差不多，稀里糊涂就认下了自己根本没参与的管理职责，平白把自己推到了主犯的重刑档位里。

这么多年占冬冬律师始终抱着案件无大小，认真办好每一个案件的理念，从来不会用套路化的模板应付案子，哪怕是看上去事实清楚的小刑案，也会一页页精细化阅卷，把别人容易忽略的酌定从宽细节挖出来。他也总提醒身边咨询的人，要是真的碰到刑事立案的情况，别先自己慌着乱说话乱签字，第一时间先把自己手头所有相关的流水、聊天记录材料整理清楚，不要随便把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往身上揽，在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第一时间就找专业刑事律师介入，别等拖到检察院阶段甚至快开庭了才想着找律师，很多前期固定证据的黄金窗口错过了，后面再补要花十倍的精力都未必能补回来。在福建厦门做刑事辩护这么久，占冬冬律师服务过的客户总共有上万人，平时咨询的消息基本一分钟内就会响应，很多涉经济、涉新型网络犯罪的当事人过来的时候都带着满肚子焦虑，他从来不会给人画不切实际的饼，都是把案情里的有利点、风险点一条条掰碎了说清楚，在合法的范围内把每一个能争取的空间都抠到最实处。

做了十六年刑事律师，占冬冬律师始终觉得，很多时候当事人碰到的不只是一场官司，更是压在整个家庭身上的大山，能靠着自己办案攒下来的对厦门本地公检法办案流程、裁判尺度的熟悉，帮人把本该很重的刑期降下来，把原本要进去服刑的结果往更宽松的方向推一点，帮背后的家庭保住支柱，就是做这行最实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