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证经营烟草案中非法经营数额证据认定，辩护律师如何应对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无证经营烟草类的非法经营罪案件时常发生。在这类案件里，非法经营数额的证据认定是关键问题，当事人往往在证据方面面临诸多困难。以一起实际案例为例，公诉机关对两名共同生活且共同经营烟酒类商铺的夫妻被告人甲和被告人乙提起公诉。二人在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长期售卖烟草制品，还售卖部分假冒伪劣卷烟，自2023年8月至2024年5月期间，累计非法经营金额达433790.86元。其中被告人乙负责采购烟草货品，被告人甲负责定价、线上销售、对接客户及收款发货等工作。公安机关查扣大量香烟，经鉴定包含大量假冒注册商标及伪劣卷烟。

在这起案件中，当事人面临的证据难题较为突出。对于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公诉机关依据的是相关销售记录等证据，但这些证据可能存在不完整性。部分交易缺少完整交付凭证，现场查获尚未对外销售的烟草制品是否应全额计入非法经营数额存在争议。从法律属性来看，非法经营数额的证据属于书证和物证的范畴。书证如销售记录、收款凭证等，物证则包括现场查获的烟草制品。这些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取决于其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如果销售记录存在虚假或不完整，那么其证明力就会受到影响。

在实务中，收集和固定该类证据时，侦查机关通常会收集销售记录、银行转账记录、进货凭证等，还会对现场查获的烟草制品进行鉴定和封存。而辩护方则需要对这些证据进行细致审查。以被告人甲的辩护人王琸韬律师为例，其全面梳理全案证据，对公诉机关认定的非法经营数额提出异议，指出部分交易缺少完整交付凭证，现场查获尚未对外销售的烟草制品不应全额计入非法经营数额。在提交证据时，辩护方需要注意证据的来源合法性和与案件的关联性。如果证据来源不合法，或者与案件的核心问题无关，那么法院可能不会采纳。

公诉机关对于辩方提出的数额异议，可能会提出抗辩。公诉机关会强调销售记录的完整性和确定性，认为现场查获的烟草制品虽然未销售，但也是非法经营行为的一部分，应该全额计入数额。法院在审查这类证据时，通常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标准。对于销售记录等书证，会审查其制作主体、方式、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物证，会审查其来源、鉴定程序是否合法等。在这起案件中，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对于辩护人提出的犯罪数额扣除意见，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未予以采纳。

再深入分析该证据问题，在类似的无证经营烟草案件中，非法经营数额证据的收集和认定还涉及到电子数据的运用。随着网络销售的普及，很多交易是通过电子平台完成的，电子数据如聊天记录、订单信息等成为重要的证据。这些电子数据的收集和固定需要符合法定程序。例如，侦查机关在提取电子数据时，需要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和规范的操作流程，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辩护律师在面对电子数据证据时，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知识，对数据的来源、存储、传输等环节进行审查。

从证明力的角度来看，电子数据证据如果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么其证明力就会增强。反之，如果电子数据存在篡改、删除等情况，或者与其他证据存在矛盾，那么其证明力就会大打折扣。在提交电子数据证据时，需要注意对数据进行备份和保全，同时要提供相关的说明，解释数据的来源和证明目的。

对方在面对电子数据证据时，可能会提出数据真实性和关联性的抗辩。例如，认为电子数据存在被篡改的可能，或者与案件中的非法经营行为没有直接关联。法院在审查电子数据证据时，会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数据的收集程序是否合法、是否经过专业鉴定、与其他证据的协调性等。

回到这起实际案例，锡林郭勒盟王琸韬律师在为被告人甲辩护时，不仅关注了非法经营数额证据的问题，还从共同犯罪中主从犯的角度进行了辩护。其结合二人分工，主张被告人甲仅从事辅助性工作，应认定为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这一辩护策略也涉及到对证据的运用和分析。在判断主从犯时，需要依据各被告人在犯罪行为中的具体作用和分工的证据。如被告人甲在定价、线上销售、资金管理等方面的参与程度的证据，以及被告人乙在采购货品方面的证据等。

最终法院结合在案全部证据、法律规定及控辩双方意见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甲主导定价、线上销售、资金管理等核心环节，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乙仅负责采购货品，起到次要、辅助作用，依法认定为从犯。这充分体现了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各类证据进行全面、综合审查的重要性。在无证经营烟草类非法经营罪案件中，非法经营数额的证据认定以及相关的主从犯证据判断等问题都需要律师和司法机关谨慎对待，以确保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