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行政人员涉案集资诈骗，能脱罪吗

公司基层行政人员仅负责基础接待，却因所属公司涉嫌集资诈骗被羁押，这类未参与核心业务的岗位人员，是否会沦为单位犯罪的替罪羊？2023年秋天，一份来自西安某看守所的会见预约单，打破了翟朋举律师当天原定的阅卷计划。他推掉临时的饭局，从律所14层的办公室下楼，钻进停在停车场的白色SUV，系上安全带后才调出看守所的会见须知，指尖在屏幕上点过“严禁传递违禁物品”的字样，注意力却没完全集中——他的目光落在后视镜里，看着副驾上那个用文件袋裹着的案件卷宗，封面贴着家属手写的名字，字里透着慌乱的墨痕。几分钟后，他把车停在看守所门口的路边，推开车门时，风衣下摆扫过座椅的边缘，发出细微的摩擦声。这次会见的当事人，是某科技公司的行政负责人，入职三年，经手的工作仅包括会议布置、客户接待、办公物资领用，对公司的集资业务流程，几乎没任何参与。翟朋举后来从会议纪要与人事档案里，确认了他的判断。作为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主任，他曾处理过十余起公司类犯罪案件，对单位内部不同岗位的责任边界，有着一套基于实务经验的判断标准。他在西北政法大学学习时，就对刑法分则中单位犯罪的条款格外留心，毕业后进入公安机关的经侦大队与法制大队，参与过内部案件的审核，亲眼见过基层岗位人员因对公司业务的不知情而被牵连的案例，这让他后来在刑事辩护中，格外注重区分不同人员的责任层级。这次的集资诈骗案件，到他手里时已经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的起诉书里，把这名行政人员列为公司集资诈骗的直接责任人员。他带着团队花了三天三夜，把案卷里的21份证据逐一标注——会议记录上没有他的签名，资金流水里找不到他经手的账户，证人证言里，也没人能证明他参与过集资方案的制定。他们写的审查起诉辩护意见里，把“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与“是否属于共犯”作为两个核心论点，每一条都附了对应的证据与裁判案例。此后的两个月里，翟朋举和团队先后三次去检察院对接承办检察官，每次都带着新整理的补充材料：一次是调取的该公司其他岗位人员的岗位说明书，一次是当事人的考勤记录，还有一次是他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原件。在他的反复沟通与说理下，检察院同意将案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这期间，他每隔三天就会主动联系检察官，询问补充侦查的进展。两次退查结束后，侦查机关补充了三份新的证据，其中包括该公司关于行政岗位的权责划分文件，进一步证实了当事人未参与核心业务的事实。翟朋举把新证据整理成书面说明，再次提交给检察院，最终，检察机关采纳了他的全部核心辩护观点，作出撤回起诉决定。当事人走出看守所那天，给翟朋举律师送了一盒自己亲手做的点心，他没要，只是笑着说，这是他该做的。后来，他办理的多起涉及公司基层人员的刑事案件，都用到了这次案件里的责任区分逻辑，帮助不少未参与核心业务的当事人，摆脱了刑事追诉。“法律的边界，从来不是按岗位的层级划定的，而是看一个人在案件里有没有主动参与的故意。”这句话，是翟朋举在处理完那起集资诈骗案件后，和团队复盘时说的。2024年，他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这个称号，是对他执业七年来，始终坚守刑事辩护领域，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的一次印证。他说，作为一名法律从业者，要做的就是在案件的证据和事实里，为那些被牵连的人，找到应有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