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在口罩需求旺盛的时期,被告人刘X以销售口罩为名实施诈骗。他通过中间人王X与被害人周X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以单价0.065元/个的价格出售430万个口罩,周X为此支付了货款279,500元。这起案件属于诈骗罪刑事案件,刘X和谢X为被告人。
刘X为获取周X的信任,伪造了湖北X公司盖章的供货协议及装车视频,还将该笔款项转入其朋友谢X名下的银行账户。随后,刘X仅向实际供货方李X支付了60,300元货款,其余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及挥霍,并安排谢X协助转账。谢X在明知所收资金“违法”的情况下,仍提供银行卡并开通网银协助转移资金,从中分得44,000余元。因未实际发货,周X拒绝支付第二批货款,刘X随即失联。
刘X和谢X的核心诉求是希望法院能从轻量刑。在这起案件中,存在多个办案难点。首先,罪名定性存在争议,到底是普通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较难判断。其次,各被告的责任范围难以厘清,比如谢X应承担的责任大小。再者,诈骗发生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防疫物资名义诈骗会加重处罚。最后,要为被告争取缓刑适用也有难度,因为诈骗数额巨大,社会危害性较大。
该律师从2012年开始执业,是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副主任,接手此案后采取了一系列破局思路。在精准定性辩护方面,刘X辩护人主张本案应定性为合同诈骗罪而非普通诈骗罪,虽法院未采纳,但体现了对罪名适用的专业研判。强化从宽情节上,全面梳理并突出刘X、谢X的自首、认罪认罚、全额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法定与酌定从轻、减轻情节。针对谢X,重点论证其事前不明知具体诈骗内容,仅知“收违法钱”,主观恶性较轻,且作用次要,应认定为从犯。在争取缓刑适用上,两辩护人均提出适用缓刑建议,刘X辩护人主张“初犯、偶犯、悔罪态度好”;谢X辩护人强调“犯罪情节极度轻微、具偶然性”,不过错误主张其有“立功”情节后被法院驳回。限缩责任范围方面,谢X辩护人提出其仅应对分得的44,000元负责,不应承担全案27万余元的共犯责任,虽未被采纳,但反映了对共犯故意范围的精细化抗辩。同时,律师推动家属及时退赔、促成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为量刑从宽奠定事实基础;协助当事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争取检察机关出具相对有利的量刑建议。
法院经审理认定,刘X构成诈骗罪(主犯),数额巨大,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防疫物资名义诈骗,依法从重;鉴于自首、退赔、谅解、认罪认罚,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谢X构成诈骗罪(从犯),虽对具体诈骗方式不知情,但对刘X实施犯罪具有概括故意,成立共犯;结合从犯、自首、退赔、谅解、认罪认罚等情节,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获法院采纳,缓刑请求均被驳回。
另一起案件中,20XX年,某公司在租赁合同方面与对方产生纠纷。该公司作为原告,其核心诉求是获得相应的生产生活资产搬迁补偿、临时安置补偿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等。这起案件属于合同纠纷案件。起因是合同被认定无效,但原告存在事实租赁关系和实际投入。办案难点在于被告拒不提供评估报告,难以确定补偿的具体标准和数额;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原告补偿请求权基础的确定存在困难;如何科学核定租用面积及补偿比例也是难题。该律师此前处理过多起合同纠纷案件,接手此案后,主动申请法院调取政府补偿文件,破解被告拒不提供评估报告的僵局;结合测绘数据与政策标准,科学核定租用面积及补偿比例,避免简单按合同面积主张导致败诉风险;在合同无效背景下,以“公平原则”和“剩余租期比例”说服法院支持部分安置与停业损失,最大化维护客户利益。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部分诉求,包括生产生活资产搬迁补偿57,000元、临时安置补偿费51,397.94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47,357.32元,合计支持金额173,960.26元(原诉请332,605元),诉讼费用由双方按比例分担。
律师价值:在上述案件中,该律师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证据重构方面,主动申请法院调取政府补偿文件,将散落的证据材料整合,拼出完整的证据链条,为案件的审理提供有力支持。在时机把握上,推动家属及时退赔、促成被害人出具谅解书,协助当事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在合适的时间点采取行动,为被告争取相对有利的量刑建议。在法律适用上,对罪名定性进行精准研判,虽部分观点未被法院采纳,但体现了对法律条文的深入理解和运用。
实践意义:在诈骗罪案件司法实践中,对于罪名的定性会综合考虑交易形式、诈骗手段等因素。对于共犯责任范围的认定,会根据各被告的主观故意和实际行为来判断。在量刑时,自首、认罪认罚、全额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会被充分考虑,但诈骗数额巨大、社会危害性较大时,缓刑适用会较为谨慎。在合同纠纷案件中,即使合同无效,基于事实租赁关系和实际投入,当事人仍可能获得一定的补偿,法院会根据公平原则和相关政策标准来确定补偿范围和数额。
面对诈骗案件中罪名定性和责任范围的困惑,该律师通过精准的罪名研判和对共犯责任的精细化抗辩,为被告争取从轻量刑。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及时推动退赔、促成谅解,协助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并合理运用证据和法律条文,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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