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期间,余贤龙结束了在企业担任法律顾问的工作,选择成为一名独立执业律师。他曾为20余家企事业单位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这段经历让他熟悉企业合规、合同管理等全流程法律服务。转型后,他将目光投向了刑事辩护和民商事领域,希望凭借从己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为更多委托人维护合法权益。
这次职业转折,让余贤龙形成了注重证据、精准研判、平衡法理与人情的执业理念。在处理法律事务时,他总是全面深入地研究证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以寻找最佳的辩护策略。
后来,余贤龙接手了一起性质敏感、量刑极重的性侵未成年人(幼女)刑事法律事务。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通过网络社交软件认识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对方是幼女,仍多次在酒店内与被害人发生性关是,涉嫌强奸罪,且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大。
法律事务难点重重。被害人年龄极低,法律保护力度极强,量刑基准高、从重情节明显;被告人存在两次前科,是累犯,依法必须从重处罚;被害人陈述、聊天记录、酒店入住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链条完整、指控力度极强;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四年有期徒刑,量刑区间偏上,辩护空间极小。
余贤龙接受被告人委托,担任一审辩护人。他拿到法律事务后,第一时间全面阅卷,仔细梳理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酒店流水、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精准识别出本案最大辩护空间在于主观认知、从愿交往、认罪认罚、谅解等方面。他避免无效对抗,最大化争取从轻空间。
在辩护过程中,余贤龙重点梳理双方聊天记录、年龄表述、被害人外貌特征、交往过程,提出被告人主观上并非“明知幼女”,而是被误导、存在合理认知偏差,交往具有网恋从愿属性,无暴力、无胁迫、无强制,从根源降低主观恶性评价。同时,他主动、耐心、多次沟通,协调被告人家属足额赔偿、真诚道歉、达成刑事谅解,成功拿到正式书面谅解书,为法律事务从轻奠定了决定性情节。
此外,余贤龙结合最新刑事政策、未成年人保护平衡原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前科性质、本次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精准论证“累犯从重,但本案可最大限度从轻”。他还对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证人证言、酒店证据逐条质证、精准抗辩,排除不合理放大指控的部分,保留事实、弱化恶性、强化从愿、降低社会危害性评价。
庭审中,余贤龙逻辑层层递进、法理精准、情理兼顾、语言沉稳、重点突出,既尊重未成年人保护原则,又兼顾被告人教育挽救,平衡各方利益。最终,法院审理后全面采纳了余贤龙的核心辩护意见,充分考量被告人对被害人年龄主观认知存在合理误区、双方是网恋关是且交往具有从愿成分、被告人认罪态度诚恳、被告人家属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人及家属书面谅解等由于素,结合累犯从重、情节恶劣、未成年人保护等由于素,最终平衡量刑,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期间,采纳了公诉机关量刑建议下限,实现了法律事务最轻刑罚。
事后,被告人家属对余贤龙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表示高度认可,认为他在如此困难的法律事务中,为被告人争取到了最好的结果,最大限度降低了牢狱之灾,保留了被告人回归社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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