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靖霖(北京)律师事务所
刘兆杰律师,现执业于上海靖霖(北京)律师事务所,兼具执业律师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级理赔师双重资质,毕业于同济大学并获法律硕士学位。其职业履历颇具亮点 —— 曾在某世界五百强保险公司就职近十年,精通核保理赔全流程,积淀了极为丰富的金融保险实务经验,为法律业务开展筑牢行业认知根基。 执业以来,刘律师专注刑事辩护、金融保险、金融犯罪领域,以专业能力办理近百起刑事案件。典型案件:在陆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近 500 亿元)中,精准梳理案件焦点,辩护意见获法院采纳,成功为当事人争取从犯认定及减轻量刑;办理吴某某职务侵占案时,通过证据核查与质证,为当事人减少认定犯罪金额二十万元;针对张某某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魏某某强奸罪案,均在侦查阶段及时介入,提交专业法律意见,助力当事人成功取保候审;黄某受贿案中,凭借对量刑情节的精准把控,推动法院减少当事人有期徒刑 6 个月、罚金 50 万元。 刘律师始终以 “专业、诚信、卓越” 为执业准则,秉持法律信仰,既为涉嫌刑事犯罪的当事人及其家属缓解焦虑、守护权益,也为企业客户提供定制化法律解决方案,更以开放态度与同行交流共进,是值得信赖的法律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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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减刑幅度是由法院根据案件的真实情况、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等综合判断的,而不是由固定的天数来约束的。谅解书虽然可以反映出罪犯的悔罪态度,但它并不是决定减刑幅度的唯一因素。法院在量刑时还会考虑犯罪的性质、情节、危害程度以及罪犯的认罪态度等因素。因此,不能简单地说有了谅解书就一定能够减刑,或者减刑的幅度一定有多大。具体的减刑幅度还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

在量刑时,虽然受害者的谅解书不是法定的减刑条件,但它是一个重要的酌情因素,对减轻刑罚有很大的影响。具体的减刑幅度取决于案件的性质、犯罪的情节以及被告的态度等因素,法院会综合考虑后,适度减轻刑罚,但具体的减轻程度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

得到被害方谅解书并不等于可以直接减刑。在司法实践中,这一点是法官判罚时考虑的关键,但具体减刑幅度还得综合多方面因素来决定,例如案件性质、犯罪严重程度和被告的认罪态度。对于较轻的犯罪行为,获得谅解后可能会适度减刑,然而,对于严重的犯罪行为,即使获得谅解,减刑的效果也会受到限制。

获得受害者谅解书是否可以减刑以及减刑的幅度大小,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可以确定的是,谅解书在法官量刑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法官会综合考虑案件的严重程度、犯罪的具体细节以及被告的认罪态度等因素,进行详细的评估和审查,最终才能决定是否减刑以及减刑的幅度大小。因此,谅解书虽然关键,但具体的减刑效果,还需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判断。

对于刑事案件,谅解书并不是减刑的直接依据,而只是从轻处罚的一个考量因素。在量刑时,法官会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如行为的性质、造成的损害程度、被告人的表现等。谅解书可以体现被告人的悔意和危害程度的降低,对量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减刑的幅度还会受到犯罪的严重性、情节的恶劣程度、危害后果以及个人行为史等多重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