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构成要件既遂的标准是什么

您好，针对您的受贿罪既遂与未遂标准问题解答如下,区分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从贿赂是否到手为界。其理由是：首先，犯罪可分承诺、接赂、行为人谋取了某种利益三个阶段。承诺属犯意表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是的交换条件，唯有接受并拿到贿赂，才是人追求的直接结果。因此，人收受了贿赂，即意味着实现了犯罪的目的，从而构成犯罪既遂。其次，根据本法规定，罪犯罪构成只需要一个行为一种故意则为齐备，即有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和相应的故意。至于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成功，不影响法定的构成要件，因而也不影响既遂的成立。第三，以贿赂是否到手作为区分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同样适用于索取贿赂的情况。索贿而未得到贿赂，仍然说明行为人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符合本法关于未遂的法定要件。那种认为一经实施索贿行为就构成既遂的观点，是缺乏理论依据的。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客体要件。利用影响力罪的客体就是该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利用影响力罪的主体虽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其与国家工作人员有着特殊关系，实质上是变相或间接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其所侵犯的客体与罪所侵犯的客体存在着相似性。但罪是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其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而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是指实现国家基本职能的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力，2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3而利用影响力罪中该关系密切人是间接利用某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的。笔者认为利用影响力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依法办事的信赖或者说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形象。因为关系密切人间接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也会侵犯国家机关严格依法办事的程序，影响其正常工作活动。另一方面，也会让公众产生对公权力的不信任。利用影响力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一是关系密切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或是关系密切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二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其关系密切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利用影响力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首先是近亲属的界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只要与该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上述关系的，可以界定为其近亲属。具备该罪的主体资格。其次是其他关系密切的人，法律本身并没有界定“关系密切人”的内涵和外延，而“关系”属价值判断和主观认定的范畴。在这方面，两高在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法律基本问题的意见》中有“特定关系人”的规定，即包括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以及其他共同利益的人。有人认为这一界定范围过于狭窄，不符合立法原意，认为应包括以下这些人：基于血缘产生的关系，即除了近亲属之外的其他亲属；基于学习、工作产生的关系，如同学、师生、校友、同事关系；基于地缘产生的关系，如同乡；基于感情产生的关系，如朋友、恋人、情人关系；基于利益产生的关系，如客户、共同投资人、合同、债权债务关系；在任何情况下相识并产生互相信任相互借助的其他关系人。1笔者认为以上的界定有过于宽泛的嫌疑，应这样界定利用影响力罪的内涵和外延：该主体基于其与某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足以影响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决定或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能够让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服务，即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具体的适用范围有赖于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作出明确的规定。利用影响力罪的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表现为该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是某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密切人，与该国家工作人员有着特殊的关系，足以让第三人相信其能够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或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即认识到其是在以某种方式利用者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且希望请托人能够给付财物或自己会主动向请托人索贿。

您好，针对您的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问题解答如下,对于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标准，我国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只是规定了客观方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是，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形式是复杂多样、千差万别的，法条面对实践的困惑多有发生。因此，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标准历来就是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争议的热点问题。一、认定罪的一级标准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如何认定罪的既遂和未遂问题上，主要有四种观点：（1）承诺说。认为在的形式下，应以人向行贿人承诺之时为既遂标准，即只要人作出利用其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贿赂的承诺时，即构成既遂；在索取贿赂的形式下，以是否完成索贿行为作为区分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完成索贿行为即为既遂。（2）谋取利益说。认为确定罪的既遂与未遂应以人是否为行贿人谋取了私利为标准。只要人为他人谋取了私利，无论其是否已经得到贿赂，均应视为构成罪的既遂；只有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才构成罪的未遂。、（3）实际说。认为应以人是否实际作为区分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只要人收了行贿人的财物，就是既遂；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收受行贿人财物的，属于未遂。（4）与谋取利益说。认为区别罪的既遂与未遂，在一般情况下应以是否为标准，已收受的为既遂，未收受的为未遂；但是，虽然未，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已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实际损失的，也属于罪的既遂。笔者认为，上述诸观点中，实际说符合罪的本质特征，因而是正确的。按照我国的刑法理论，罪的未遂形态应当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情形。因此，区分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是罪是否得逞。二、认定罪的二级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收受他人财物的表现形式是复杂多样的，究竟该如何具体地认定行为人是否实际收受他人财物呢？对此，在我国刑法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1）转移说。认为应以行为人是否已将索取或收受的财物移离原处为标准。凡移离原处的为既遂，未移离原处的为未遂。（2）藏匿说。认为应以行为人是否以将被索取或收受的财物藏匿起来为标准。凡是已将财物藏匿的为既遂，未藏匿的为未遂。（3）控制说或取得说。认为应以行为人是否实际上取得或控制、占有被索取或者收受到的财物为标准。行为人已经实际取得或控制、占有被索取或者收受财物的为既遂，反之则为未遂。（4）失控说或损失说。认为应以财物的所有人因行为人的索贿或者收受行为而是否丧失对该财物所有权，或者是否造成所有人财产损失为标准。凡是财物所有人丧失对原物所有权或者造成了所有人财产损失的为既遂，反之则为未遂。（5）失控加控制说。认为应以财物是否脱离所有人的控制，并实际置于行为人的控制为标准。被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已脱离所有人的控制并已实际置于人控制之下的为既遂，反之则为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