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事逃逸的性质，怎样认定，应该如何处理

您好，关于怎样认定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性质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性质关于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刑法理论上认识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罪后表现说”，认为交通肇事后又逃跑和受重伤的被害人后来又死亡，这二者之间是互相依存的，逃逸是交通肇事行为的继续，死亡是重伤后在特殊情况下的必然结果，行为人对被害人可能进一步引起的后果可能有希望或放任之心，但这一心态没有与进一步的行为相联系，也就没有意义，或者说，逃逸的实质是行为人在趋利避害的心理作用下，使肇事结果进一步加重的条件;二是“行为说”，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是的犯罪行为，因此应实行数罪并罚或者按吸收犯处理;其三是“分别情况说”，认为交通肇事犯罪的行为人在犯罪后逃逸并因而致被害人死亡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如果是在过失支配下进行的，就不是一个的犯罪行为。如果是在新的放任的故意支配下进行的，就是一个的犯罪行为。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含义最高在2000年11月15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解释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按照这个解释，肇事者无论是否救助受害人都不影响逃逸的成立，因此肇事者将受害者送往医院之后再逃跑，也要按照交通肇事逃逸处理，因为这仍然符合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笔者认为要正确认识交通肇事逃逸的含义必须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必须具有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先行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3条的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至第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从其内容上来看，这条规定明确了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前提条件，即行为人必须具有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先行行为。因为该《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的三种情形和第2款规定的五种情形，都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情形。先行行为必须构成交通肇事罪，逃逸行为才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而存在。两者是毛与皮的关系。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主观要件行为人主观上有且只有逃避抢救或肇事责任的动机。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本质在于肇事者对于自己先行行为带来的抢救义务和法律责任承当的逃避。逃避抢救义务和逃避法律责任这两个动机同时存在是实践中逃逸行为主观方面的一般情况，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能仅存在单一的动机，例如，甲开车将人撞伤后，将被害人送到附近医院抢救，而后逃之夭夭，在这种情况下，肇事者己经尽了抢救义务，但是却逃避了法律追究，使交通肇事责任难以认定，因此虽然犯罪人仅具有逃避责任的动机，但是只要具备逃避抢救义务和逃避责任这两个动机中的任何一个，都应认为具备了逃逸的主观方面。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实质，其在于不履行法定的抢救伤员与财产、报案、接受处理的义务，而并非只是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

您好，关于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怎么认定其性质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如何认定其性质客观上，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人对自己所负义务的。按照刑法理论，不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表现为“什么都没有做”和“逃避应该做的”两种形式。交通肇事后逃逸属于后者，是一种积极的。《刑法》正是基于逃避行为的积极性，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与肇事后等候在现场，未对被害人实施救助的行为相区别开来，并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升格情节。可以看出，交通肇事后逃逸这一情节的认定，是以交通肇事罪成立为基础，以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为加重的。但从《解释》第2条第2款第(6)项来看，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有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现场的，应当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此处却将交通肇事后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情节。这就导致了同一情节在同一罪名中有了两种不同的法律效果，这种冲突的存在并不合理，也不合法。第一，在法律效力的层级上，《解释》把原本是量刑情节的逃逸行为上升为本罪的构成要件的情节，修改了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明显属于越权解释。第二，交通肇事行为终了之后的逃逸行为与交通肇事行为本身具有不同的法律属性，如果仅为打击犯罪的需要，将交通肇事后逃逸上升为定罪情节，有可能导致将一般的交通肇事行为也归入到交通肇事罪的调整范围之中，扩大刑法打击范围，引起法律适用上的紊乱。例如一有合法驾驶资格的人驾驶机动车辆撞到路边的行人，致使行人倒地受重伤，驾驶员为逃避责任，逃离现场，后行人被路人送医院医治后康复。在这起案例中，若撇开驾驶员逃离现场的事后行为，只是一般的交通肇事行为，只需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进行治安处罚。但若按《解释》第2条第2款第(6)项的规定，则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量刑在三年以下。这种以事后行为作为定罪依据的做法，有违刑法的谦抑性，也违背了立法原意。因此，交通肇事后逃逸只能理解为交通肇事罪的一个量刑升格情节，它仅仅是对肇事人逃逸后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消极评价，不能扩大其作用范围，甚至上升为确定罪行成立的法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