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如何

刑法第133条规定，犯交通肇事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里的“因逃逸致人死亡”规定得比较笼统含糊，如何理解它成为解决许多交通肇事案件的关键。但从目前理论和实践中对该问题的探讨来看，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适用范围，少有人探讨这一规定的法律性质。笔者以为，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性质之理解直接关涉其适用范围。在此，笔者拟对该问题进行粗浅讨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但是，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加重处罚情节目前理论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至于其理由论者基本上未加以阐述。在这些文章中，论者是将其作为一个基本命题而非待求证命题来运用的。另一种认为，该规定属于情节加重犯。但是，它不是一种“单纯的情节加重犯”，“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形是带有一定结果加重色彩，并且其死亡结果本身又是该构成要件结果的一种复杂情节加重犯。”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首先，该规定不应是结果加重犯。所谓结果加重犯，是指实施了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由于发生了刑法规定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加重结果，刑法规定对其加重其刑的情形。由此可见，结果加重犯是基于基本犯罪和加重结果两个部分构成。基本犯罪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触犯了某种罪欠:加重结果县稽犯罪行失所浩成的犯罪结果已经超出了该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另又符合了刑法所规定的非该罪构成要件的结果。对于基本犯罪的罪过，以前认为只能是故意。但是，现在一般认为过失也可以是基本犯罪的罪过。如果基本犯罪的罪过是故意，则行为人实施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不一定要求发生基本犯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基本危害结果，只要符合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即可;如果基本犯罪是过失，则行为人实施的基本犯罪的行为必须应该发生基本犯罪所要求的危害结果，因为过失犯是结果犯，基本犯罪的结果没有发生，就不可能构成基本犯罪。由于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因此，如果“因逃逸致人死亡”是结果加重犯，则肇事者的行为必须首先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在此基础上又发生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结果。问题是，一些交通肇事案件在被害人死亡结果出现之前并不能认定为犯罪，因为肇事行为只是将被害人撞成轻伤，没有达到交通肇事罪的立案标准，逃逸造成的死亡结果发生后，.行为人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交通肇事罪。例如，司机甲某日晚上10时许违规驾驶，撞倒路边行人乙致其腿部骨折(属轻伤)，乙当即躺倒在地不止。甲看见乙既未流血，也没有昏迷过去，自认乙的伤势并无大碍。为了逃避责任，甲慌忙驾车逃走。乙因小腿骨折不能行走，适逢当夜大风降温，天气异常寒冷，第二天人们发现乙时，乙已冻僵身亡。根据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甲的行为认定交通肇事罪无疑。但是，如果将“因逃逸致人死亡”解释为结果加重犯，就会带来两个问题:其一，将会出现没有基本罪的结果加重犯。类似上述案件中，被害人的死亡确实是在行为人逃逸的过程中发生的，属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也就成为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但是，也正因为该死亡结果被作为了加重结果，而不是犯罪构成要件中基本结果，因此，交通肇事罪自然无法认定，于是就出现了基本犯罪不成立的加重结果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第二，实践上，类似上述案件将会出现无法定罪或错误定罪的情况。既然将“因逃逸致人死亡”理解为结果加重犯，上述案件无法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于是，案件的性质就只有两种可能:不构成犯罪或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不构成犯罪显然是不可能的。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也不合理，因为，无论从案件的性质还是从犯罪构成要件来说，本案构成交通肇事罪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新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交通肇事罪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特别规定条款，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该罪时，当然应该定该罪，而不应该定过失致人死亡罪。否则，就抹杀了交通肇事案件的性质。　那么，对“因逃逸致人死亡”作何理解，才不会影响对交通肇事案件的定性呢笔者认为，应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性质界定为情节加重犯。所谓情节加重犯，是指在基本犯罪的基础上，因具有一定的加重情节，刑法为此规定了较基本犯罪法定刑重的法定刑。情节加重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综合指标，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是客观的，后者只能是客观的;当某种犯罪的结果是成立基本犯罪的要件时，该种结果必定不是结果加重犯中的结果。因此，当以该种结果为内容规定加重处罚情节时，该规定就绝不可能是结果加重犯，而只能是情节加重犯。这样理解既不会影响基本罪的定罪，也不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同时还保证并明确了该种加重处罚规定的性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重点在于“因逃逸”，而“因逃逸”是一种主观上的因素，具体说就是犯罪动机;该动机较之不是因为逃逸而是主动护送被害人抢救，只是由于离医院太远而未能及时抢救导致的死亡等情况来说，无疑具有更深的主观恶性，所以刑法才规定加重其刑。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死亡结果则是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可见，如果将“因逃逸致人死亡”理解为结果加重犯，这一死亡结果就不能当作交通肇事罪构成的成立要件了;如果当作情节加重犯，则死亡结果可以当作该罪的构成要件。从而，因将“因逃逸致人死亡”理解为结果加重犯所带来的问题则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其次，笔者以为，第二种观点站在情节加重犯的角度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无疑是可取的。但是，该论者的观点又存在一些问题，(1)该论者认为情节加重犯有单纯的情节加重犯与复杂的情节加重犯之分，这一主张似有为了论述而创造概念之嫌。要知道，刑法理论中从来都没有什么“单纯的情节加重犯”与“复杂的情节加重犯”这样的概念，如此随意不加充分论证就提出一个新命题的做法，是违背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和要求的.(2)该论者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形是带有一定结果加重色彩，并且死亡结果本身又是构成要件结果”。这一论述首先犯了双重评价的错误，因为，该论者明确承认这一规定既具有结果加重性质，又是基本犯罪成立的构成要件。这也就是对被害人死亡进行了两次的法律评价。其次，该论者一方面认为不应将“因逃逸致人死亡”作为结果加重犯，另一方面又没有摆脱结果加重犯的束缚，仍然囿于结果加重犯的案臼;于是，论者得出了“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一个兼有结果加重犯与情节加重犯双重性质的规定，即所谓“复杂情节加重犯”。这一结论实际上并没有给人以明确的答案，反而使“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性质变得更加模糊。而且，“复杂情节加重犯”这一命题本身的科学性尚需论证。　综上，笔者认为，将“因逃逸致人死亡”解释为情节加重犯，既不违反刑法中的有关理论，又能有效解决实践中此类交通肇事案件的定性问题，并使“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充分发挥化田曰空现吉件老的意向。

一、基本案情陈某与林某系妯娌关系，两人素有嫌隙。某日，陈某与林某在路边相遇因口角发生纠纷，后互殴，林某先抽出一把伞欲殴打陈某，后陈某将伞夺下，并用该伞击打林某手部、头部数下，林某被打后倒地，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经法医学检验鉴定，林某系因高血压导致颅脑出血死亡，吵架、殴打是死亡的诱发因素。二、分歧意见在该案的审查过程中，对于犯罪嫌疑人陈某是否应对被害人的死亡后果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存在以下四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陈某的伤害行为与被害人林某死亡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犯罪嫌疑人陈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本案中，导致被害人林某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医鉴定认为，吵架、殴打是被害人死亡的诱因，诱因和直接原因不同，死亡结果与被害人自身患有高血压这一因素是分不开的，不能确认嫌疑人的击打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犯罪嫌疑人陈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第二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陈某的行为与林某死亡的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是本案应属意外事件，犯罪嫌疑人陈某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理由：陈某用伞击打的行为虽然客观上造成了林某死亡的结果，但是陈某主观上无法预见到林某患有高血压，也无法预见到其击打行为会诱发林某的高血压导致颅脑出血死亡，该死亡结果完全出乎陈某的意料，该死亡结果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应定性为意外事件。第三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陈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理由是：陈某用伞对被害人林某手部、头部击打数下，其主观上应该能够认识到该行为可能会对被害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虽然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超出其本人的主观意愿，但符合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件。第四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陈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理由是：嫌疑人陈某既没有伤害的故意，也没有的故意，只是由于应该预见而没有预见，才造成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应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罪。三、法律评析笔者认同第四种意见，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陈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犯罪嫌疑人陈某的击打行为与林某的死亡结果是否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陈某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没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就没有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当然其行为就不构成犯罪。在一般情况下，因果关系不难认定，但在某些复杂情况下，例如本案中被害人具有特殊体质，因伤害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究竟如何认定因果关系在目前司法实践中，盛行的是条件说，即基于“若无前者，即无后果”的条件关系确认因果关系。在刑法理论中，特殊体质情况下的因果关系问题是在因果关系的条件性和具体性的命题下讨论的，基于偶然因果关系的观点，一般也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本案中，由于陈某的加害行为，诱发了林某的高血压，导致颅脑出血死亡，陈某的伤害行为与林某的死亡结果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施害人用伞击打被害人的手部、头部几下的行为不会产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被害人死亡对于施害人来说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林某患有高血压，在与陈某吵架、互殴过程中，情绪已经很激动，对其头部、手部的击打就有可能致其死亡。陈某的击打行为其必然的后果是对林某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至于是死亡、重伤、轻伤或者是轻微伤，则是偶然的。总之，如果陈某不对林某进行击打，就可能不会诱发陈某高血压发作，死亡的结果也就可能不会发生。因此，认为陈某的行为与林某的死亡结果不具有因果关系，既没有法理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在确认因果关系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明确责任问题。由于结果对于陈某来说，是一个偶然现象，那么陈某对于林某的死亡结果是否存在过失、陈某对于死亡结果的预见可能性就关乎本案的定性。根据我国刑法第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损害结果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即为刑法上的意外事件。所谓的不能预见，是指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情况以及发生损害结果当时的客观情况，行为人不具有能够预见的条件和能力。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陈某是否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被害人林某患有高血压以及用伞击打其头部很可能诱发其高血压这一事实，就成为陈某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关键。综合分析本案的证据材料，犯罪嫌疑人陈某与林某系妯娌关系，双方常因为家庭纠纷发生口角，摩擦不断，能够合理地推断陈某应当是知道林某患有高血压这一事实的，同时以一个“社会一般人”的认知能力和预见能力为标准，陈某应当预见到侵犯他人身体的行为无论力度有多大，都有可能对他人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造成损害，陈某应当预见而未预见，对于林某的死亡结果存在主观上的过失，本案不应认定为是意外事件，陈某对于林某死亡的结果应承担刑事责任碃讥百客知九版循保末。陈某对于林某死亡的结果既然存在过失，那么本案是定性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二者在客观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主观上对死亡结果均出于过失。然，故意伤害致死显然是以具有伤害故意为前提，过失造成的死亡结果，则是故意伤害罪的加重情节。过失致人死亡时，行为人则既无的故意也无伤害的故意。因此，不能将所有的“故意”殴打致人死亡的案件都认定为故意伤害致死。换言之，殴打不等于伤害，一般生活意义上的“故意”不等于刑法意义上的“故意”，即如果行为人只具有一般殴打的意图，并无伤害的故意，由于某种原因或者条件引起了被害人死亡的，不能认定为故意伤害致死，如果行为人对死亡结果具有过失，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本案双方系妯娌关系，起因也并非是什么深仇大恨，双方只是因为口角纠纷，陈某虽然实施了一定的侵害行为，但力度较轻，排除掉被害人林某具有特殊体质外，陈某的行为客观上不会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的伤害后果，陈某在实施这种伤害行为时并没有故意伤害被害人的主观故意，而更多的是为了表达愤怒、不服、等情绪，由于介入了被害人林某是特殊体质这一因素才导致了被害人死亡，陈某应当预见而未预见，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对被害人林某死亡的结果应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责任。综上，犯罪嫌疑人陈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作者单位：福建省仙游县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