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律师：女子收5万礼物被指诈骗，最终警方撤案

案件基本事实

犯罪嫌疑人W某某和案外人L某恋爱且怀有L某的孩子。2023年10月，W某某和L某某吵架后短暂分手，之后通过交友软件与被害人X某某相识。W某某隐瞒了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而X某某则隐瞒了真实的财务状况，营造出富二代的人设，对W某某出手大方。W某某享受X某某的追求过程，多次接受其礼物，有时还主动索要，总共接收礼物及金钱合计5万余元。2024年3月，W某某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随后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双方诉求和各自理由

公诉机关

指控W某某涉嫌诈骗罪，理由是W某某隐瞒怀孕事实与X某某交往，接受并索要其财物，存在诈骗故意。

辩护人

认为本案指控W某某涉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具体理由包括：X某某与W某某相识见面的目的未必是谈婚论嫁，并非婚恋型诈骗；二人从未有过情侣关系，只是单方面追求；W某某是否怀孕与能否和X某某在一起没有必然联系；W某某遭受了疲劳审讯，2024年3月18日的三次讯问笔录应依法排除；X某某为了报案伪造证据，证人品质存在严重问题；W某某单纯隐瞒怀孕事实不属于诈骗罪的隐瞒真相，且并非为了骗钱；案涉5万余元诈骗款并非全是转账形成，大部分用途真实，W某某也有还款意愿，没有诈骗故意。

法院查明的事实细节

X某某追求目的不纯

从W某某的供述可知，2023年11月二人第一次见面时，X某某没经同意实施亲抱等行为，还在开车过程中找机会摸W某某，走路逛街也揽着W某某，这些行为说明X某某与W某某接触时没有像对待相亲对象一样尊重她。第一次见面未达目的后，X某某开始大肆追求W某某，所以W某某猜测X某某追她极有可能目的不纯，单纯是为了和她上床，谈婚论嫁的可能性很小。

二人未确定恋爱关系

X某某与W某某仅处于单方面追求状态，W某某从未同意X某某的追求，二人未确定恋爱关系。虽然W某某曾发过“老公”表情，但从2024年1月4日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X某某认可自己是单方面追求，也清楚W某某发“老公”表情是被金钱收买的配合行为，自己的付出可能没有回报。

W某某怀孕不影响追求结果

W某某在与X某某尝试交往之初，因X某某人设有钱大方，考虑打掉孩子和他在一起。直到2024年1月底，X某某说自己辞职没钱了，W某某才考虑不再和他继续下去。所以W某某是否怀孕不影响她是否接受X某某的追求。

非法审讯及证据伪造

2024年3月18日，公安机关对怀孕接近8个月的W某某连续讯问6个小时，中间不给吃饭喝水，W某某被关在黑屋子，笔录很多内容是在无奈情况下按公安机关要求所说，该三次笔录应作为非法证据排除。此外，X某某提供的聊天记录是伪造的，其证人品质存在严重问题，陈述真实性存疑。

财物用途及还款意愿

案涉5万余元诈骗款并非全是转账，还有X某某直接买的礼物。X某某主动给的钱和W某某索要的钱，大部分用途真实，很多转账是表达爱意的金额。只有6000余元以还房贷、买车险为由索要，但即便不编造理由，X某某也会给。2024年2月初，X某某要求还钱，W某某提出先还一部分，剩余尽快凑钱，还多次转账但被X某某拒收，这证明W某某没有诈骗故意。

法院的认定逻辑

主观故意方面

W某某与X某某交往过程中，X某某追求目的不纯，二人未确定恋爱关系，W某某隐瞒怀孕事实并非为了骗钱，且有考虑与X某某发展关系并为其打掉孩子的想法，所以不能认定W某某有诈骗的主观故意。

证据方面

公安机关对W某某的疲劳审讯导致笔录内容真实性存疑，应作为非法证据排除。X某某伪造证据，其证人陈述真实性不可靠，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W某某构成诈骗罪。

财物性质方面

案涉财物大部分用途真实，很多是恋爱期间表达爱意的正常支出，W某某也有还款意愿，不符合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财物的特征。

最终判决结果

检察机关接受了辩护人的意见，认为W某某涉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后公安机关主动撤回起诉意见书，得到检察机关准许，最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之规定，依法撤销案件。

本案由山东三禾律师事务所的李伟明律师代理。

法律建议

在恋爱交往中，双方都要保持诚实，避免隐瞒重要事实。同时，对于财物往来要明确性质，是赠与还是借贷。如果涉及到经济纠纷，要注意保留相关证据，如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在面对司法调查时，要积极配合，但也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于非法审讯等行为要及时提出异议。

结尾

这起案件中，原本被认定涉嫌诈骗罪的W某某，在李伟明律师的辩护下，最终让公安机关撤销了案件。这一结果充分体现了李伟明律师在刑事辩护领域的专业能力和敏锐洞察力。李伟明律师自2017年开始执业，至今已累计办理刑事案件近300件。在处理这起复杂的婚恋型诈骗案件时，他凭借深厚的法学功底和多年的办案经验，精准识别婚恋型诈骗与道德瑕疵的界限，从多个角度论证W某某没有非法占有故意，同时指出关键证据伪造、疲劳审讯等问题，动摇了指控基础。正是这种对案件细节的执着和对法律的深刻理解，让他成功为当事人争取到了最好的结果。这就是这起案子的最终结果，也是专业价值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