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完整的性侵幼女指控材料摆在余贤龙面前。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通过网络社交软件认识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对方系幼女,仍多次在酒店内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涉嫌强奸罪,且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大。
棘手难题待解
这起案件的难点显而易见。被害人年龄极低,法律对其保护力度极强,量刑基准高且从重情节明显;被告人存在两次前科,系累犯,依法必须从重处罚;被害人陈述、聊天记录、酒店入住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链条完整、指控力度极强;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四年有期徒刑,量刑区间偏上,辩护空间极小。
全面阅卷寻突破
接案后,余贤龙第一时间全面阅卷,梳理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酒店流水、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精准识别出本案最大辩护空间在于主观认知、自愿交往、认罪认罚、谅解。在“累犯+幼女+多次”三重极重情节下,锁定从轻突破口,避免无效对抗。
深入挖掘降恶性
余贤龙重点梳理双方聊天记录、年龄表述、被害人外貌特征、交往过程,提出被告人主观上并非“明知幼女”,而是被误导、存在合理认知偏差,交往具有网恋自愿属性,无暴力、无胁迫、无强制,从根源降低主观恶性评价,此观点获得法庭认可。
主导谅解奠基础
本案最难突破的是未取得谅解、无法大幅从轻。余贤龙主动、耐心、多次沟通,协调被告人家属足额赔偿、真诚道歉、达成刑事谅解,成功拿到正式书面谅解书,为案件从轻奠定决定性情节。
精细量刑终获胜
余贤龙结合最新刑事政策、未成年人保护平衡原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前科性质、本次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精准论证“累犯从重,但本案可最大限度从轻”。庭审中,逻辑层层递进、法理精准、情理兼顾、语言沉稳、重点突出,既尊重未成年人保护原则,又兼顾被告人教育挽救。最终法院全面采纳其核心辩护意见,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采纳公诉机关量刑建议下限,实现案件最轻刑罚。
此次经历让余贤龙在后续办理刑事案件时,更加注重从多维度分析案件,精准挖掘辩护空间,尤其是在面对证据看似确凿的案件时,也能冷静寻找突破口。他会更加耐心的主导认罪认罚与谅解工作,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庭审中也能更好地平衡法理与人情,说服合议庭采纳辩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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