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
邓凯,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2010.8-2016.1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工作,2016.1至今在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邓凯律师是广东省刑法学会理事、广州市律协普通刑事犯罪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邓凯律师在法院工作期间曾经手办理刑事案件数千件刑事案件。撰写多篇案例、文章被最高人民法院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人民法院案例选》《人民司法》等刊物采用。邓凯律师辞去公职后到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专门从事刑事辩护工作,亦有多个成功辩护案例,办理刑事案件实务经验丰富。 部分办理过的典型案例(与企业合规有关的): 1.向某行贿案——向某是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大股东,公司有数百名员工,其公司给国家工作人员宋某干股,多年下来以分红名义行贿2000余万,向某被指控构成行贿罪。经辩护认为这是企业经营中不规范行为引发,实际公司行贿行为。后法院判决时基本采纳该辩护意见,以单位行贿罪对向某轻判,使得其公司不至于因大股东长期羁押而破产倒闭。 2张某诈骗案——张某与公司另一股东多年以来因利益问题有纠纷,另一股东在民事诉讼败诉后,以张某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诈骗等事由刑事控告张某。张某先后三次被刑事立案,前两次均未起诉至法院。第三次立案是指控张某涉嫌诈骗罪。经辩护认为,本案控告人和被告人之间的纠纷,是典型的企业经营股东之间过于相信所谓江湖道义而未依法合规签订好相关协议引发的纠纷,如果当初做好企业规范的文件工作,相关的合同、协议、发票等资料齐备完善,张某也不至于三次被刑事立案。最终张某第三次被立案也是被认为无罪,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后对其做了不起诉决定,但张某也因此前后被羁押700多天,受到了惨痛教训。 3.洪某诈骗案——洪某是某企业的大股东和实际经营者,其听信中介公司介绍,通过中介公司操作,提供了部分虚假资料骗取国家高新补贴80万元。其被拘留后,对公司的经营和数十名员工的就业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辩护人向经办检察官充分反映公司系遭中介的虚假宣传误认为有资格申领补贴,公司也有实际运营并非虚假皮包公司,恳请考虑到企业经营等方面对洪某不予批捕。后检察机关出于洪某主观恶性相对较低、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角度对洪某不予批捕。之后法院判决认定洪某系从犯(中介方为主犯),对洪某最终判决缓刑,使其企业免于破产,数十名员工免于失业。 4.茅某伪造公司印章罪——本案是因股东不和,为争夺公司控制权及快速变更法定代表人,大股东王某让茅某(工商代办中介)弄个假公章出具文件用于变更工商登记。后被小股东控告,王某及茅某均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刑事拘留。后经辩护,检察机关考虑到本案系企业经营中出现的不规范现象,情节相对较轻,最终对王某和茅某做了相对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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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抢劫罪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参照我国于2017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在量刑方面,抢劫罪的判罚通常与其涉案金额以及案件的严重程度息息相关。

在对抢劫罪进行定罪量刑时,并不仅仅依据涉案金额的大小,同时也会充分考虑包括犯罪情节、犯罪手段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性等各种复杂的因素。依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对于抢劫案件中涉案金额达到10万元的情形,在法律上通常被视为情节严重的范畴。然而,具体的量刑标准仍需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由法院作出公正合理的裁决。

针对抢劫罪的立案金额并无固有标准,其裁断主要聚焦于犯罪行为的严重性,涉及诸如使用暴力的程度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等诸多因素,而不是仅仅以所夺取之财物的价值为衡量标准。通常情况下,只要实施了抢劫行为,无论所获财物的数量是多是少,都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法律后果。然而,若抢劫数额极其庞大,则可能在量刑时被视为加重处罚的重要因素。

抢劫罪的量刑标准,不是光看抢劫金额的,金额只是一个参考因素。就算抢的钱没到1000到3000元,只要有入户抢劫、在交通工具上抢劫、抢金融机构、多次抢劫、数额巨大、致重伤死亡、冒充军警、持枪、抢特定物资等情况,也会被重罚。

抢劫“数额巨大”的标准可以按照不同地区盗窃“数额巨大”的标准来衡量,比如有些地区达到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就算“数额巨大”。抢劫的量刑不仅看金额的多少,还要综合考虑犯罪的手段、情节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等因素。即使没达到“数额巨大”的标准,但如果有其他严重情节,也可能会受到严厉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