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责任竞合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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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列举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四种属于限制竞争行为，另外七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分别包括市场混淆、商业贿赂、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低价倾销、违反规定的有奖销售、商业毁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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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还与反垄断法、商标法和广告法等法律有法条交叉重复现象，且多个部门都有管辖权，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和处罚尺度并不统一。送审稿对此明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一般管辖权，相关部门也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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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立法体例来看，《示范法》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采取了“一般条款+例示性规定+注释”的三位一体的模式。一般条款是对不正当竞争这一“种概念”以及几类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 “属概念”的界定，也包括某些名词术语的定义，同时还起到了兜底条款的作用。例示性规定是对某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典型表现形式的列举，对一般条款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即注释是对有关不正当竞争的立法理由、宗旨、成立要件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解释说明。注释的好处是增强了条文的可操作性，为司法实践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提供指导。其弊端在于，注释是国际示范性立法所特有的，注释的内容是对世界各国在实践中的不同做法的调和，也反映了理论上的分歧。因此，从国内立法的角度来说，在法典中既不能采取注释这种立法模式，也不可能对注释的内容全盘接受，而是应该以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的名义，从各自的国情出发对相关问题作出规定。
比较而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立法体例上不具有《示范法》那样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其一是因为我国立法中一般条款存在严重不足。从广义上讲，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也有一般条款(如第2条第2款)，但与《示范法》相比，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首先，一般条款未能贯彻法典始终，也就是说，只有关于什么是不正当竞争这一“种概念”的一般规定，对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却只有例示性规定，而没有一般条款意义上的界定。如第5条所规定的市场混淆行为、第9条所规定的虚假宣传行为即为适例。
其次，我国的一般条款未能起到兜底的作用。这两个缺陷的存在，皆因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实行法定主义所致，其弊端在于法律漏洞过大，不利于实践中对某些变异的、新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查处。其二，例示性规定不科学，不完备。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中结合具体条文做出详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