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某被卷入以婚恋交友为幌子的传销式诈骗团伙,先后诱骗两名被害人进入窝点,涉案金额合计21.7万余元,其担任店长期间团伙其他成员加单涉案金额21.4万余元,另有伙同他人编造剧本骗取家属钱财共计4.6万余元,公诉机关指控其构成诈骗罪,涉案数额巨大,面临重档量刑区间。
接案初期梳理卷宗材料时,张春媛凭着早年曾在法院行政庭任职积累的对公检法办案证据审查逻辑的熟悉度,第一时间察觉到卷宗里关于雷某在团伙中的层级描述存在明显的事实断层。团伙内部分为出资人、总经理、各店面负责人、业务员多层架构,雷某仅为被吸纳不久的普通业务员,之后临时接任7号店的店长角色,并无人员招录、财物支配、诈骗方案策划的权限,所有话术剧本、管控要求均由上层统一制定。深耕刑辩领域多年养成的精细化证据链拆解习惯,让她没有直接照搬公诉机关的全部涉案金额认定,反而逐页比对笔录中不同同案人员的供述,交叉核验雷某参与每一起诈骗活动的具体行为边界,剔除了多起他完全未参与谋划、未实际接触被害人的加单涉案金额。
敲定核心辩护方向时,张春媛依托自身法学学士阶段打下的扎实刑法理论功底,专门针对共同犯罪中辅助人员的地位认定要件做了体系化梳理,没有空泛抛出从犯主张,而是把几十份同案供述、窝点管理制度书证、被害人陈述中能够印证雷某仅执行上层指令的细节逐一串联,形成闭环证据链,证明其在整个诈骗链条中仅起到次要辅助作用。执业以来累计承办超600件案件沉淀的实务经验,让她清楚这类涉团伙诈骗案件中,辩护意见要做到没有一处细节悬空,才能真正说服合议庭采纳观点,避免出现“形式辩护”下的情节空转。
在庭审的争议焦点拉扯环节,面对公诉方提出的“雷某担任店长应当认定为主犯”的意见,张春媛结合自己长期专研刑事辩护形成的,区分名义职务与实际作用的辩护思路,当庭逐一还原每一起指控事实里雷某的行为内容,明确指出其店长身份仅为团伙内部的临时分工,不具备任何决策与管理实权,所有分成比例均由上层划定,其实际获利仅2万元,远低于团伙核心成员的分成标准。作为律所党支部副书记,同时也是专耕刑辩的团队负责人,她始终认为刑辩律师的责任就是要把每一处对当事人有利的细节都挖掘到位,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当事人获得合法从宽处理的生机,因此庭审中没有停留在仅提出从犯意见的层面,而是同步把雷某初犯、主动全额退缴违法所得、取得两名关键被害人谅解、全程自愿认罪认罚的所有情节,对应到量刑规范化的具体计算规则里,形成完整的从宽量刑辩护体系。
最终法院经审理,完整采纳了全部辩护意见,认定雷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在原本对应的量刑档位之下作出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的判决。当事人及家属拿到判决后明确反馈,对最终结果完全认可。
复盘这起案件的办理逻辑可以发现,张春媛律师一直践行的拒绝“万金油”式泛化办案、专注深耕刑辩领域的执业理念,在本案中体现得十分清晰:没有走常见的“套路化”列举从轻情节的辩护路径,而是锚定共同犯罪地位认定这一核心支点,用精细化的证据链拆解击破了公诉机关对主犯地位的推定,最终落地了有效辩护的实际效果,既没有触碰法律适用的红线,也在合规框架内为当事人争取到了最大化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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