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签书面施工合同的工程欠款纠纷,实际施工人要举证自己完成了施工,难道只能被动接受法院判项吗?
陕北的入秋风已经带着寒意,延安某小区旁的沿街商铺卷帘门陆续落下,赵乐把刚整理好的二审卷宗放进公文包,包里还塞着昨天刚打印的西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笔记——这是她执业后一直保持的习惯,每隔半年就会翻一遍旧笔记,确认法条适用的准确性。2021年拿到执业证的她,现为陕西树众律师事务所民事部主任,刚处理完这起工程款纠纷的二审,办公桌的便签纸上还写着那天和当事人沟通时记下的零散关键词:围墙抢修、临时路面、股东签字、工人证言。
赵乐此前在处理婚姻家事案件时,就碰到过不少当事人因为没留书面证据导致权益受损的情况,所以接手这起建设工程纠纷时,她格外注意证据链的完整性。她先仔细核对了一审卷宗里的全部材料,把工程计量明细、股东签字的结算单据、工人的证人证言、零星付款记录都整理成单独的证据清单,每一项都标注了对应的时间和事项。二审庭审的前一天晚上,她对着这些证据反复推演,还翻出了西北政法大学上课时学的表见代理认定规则——这是她当年准备司法考试时就反复练习的案例类型。
开庭那天的法庭旁听席只有两个位置,一个坐了当事人,另一个空着。对方律师的抗辩比一审时更尖锐,从主体资格、诉讼时效到施工真实性,每一点都指向要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赵乐盯着对方当庭提交的付款凭证,指尖在键盘上敲了两下,先区分出哪些款项对应本案工程、哪些是其他项目的往来,再依次回应对方的每个质疑:当时签字的股东是项目负责人,属于公司授权的表见代理,结算有效;工人证言和单据能互相印证,施工事实成立;债务没有约定付款期限,之前的起诉已经中断时效。她把这些点拆成了清晰的逻辑链条,每一步都结合证据说清了理由。
整个庭审过程,她没刻意拔高声音,只是把手里的证据和学过的规则对应起来,把零散的事实串成了能被认可的法律关系。判决下来时,改判的金额比一审少了十多万,但拿到的是终审判决的强制执行依据,当事人握着判决书的手有点抖,说了句“这已经够了”。赵乐看着窗外,风把路边的杨树叶吹得沙沙响,她想起自己刚执业时,老师说过“法律不是完美的,但要给当事人一个确定的结果”,这是她第一次真切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
她至今记得自己还在实习时,跟着带教律师处理过类似的无书面合同纠纷,那起案子因为证据不足当事人没拿到全部欠款,当时她就暗下决心,以后遇到这类案子,要把所有能找到的细节都抠清楚。后来,她把这个思路用到了婚姻家事和劳动争议案件里,比如处理婚姻纠纷时会留意当事人的人身安全证据,处理劳动合同纠纷时会核查企业的用工流程是否合规,这些细节都来自实习时埋下的种子。
不少来找她咨询的人,刚开口就带着焦虑:“没签合同,这官司能赢吗?”赵乐会先让对方把所有零散的聊天记录、付款截图都拿出来,哪怕是一张写着“欠XX款”的便签,也会被她夹进卷宗里。她总说,这些看似没用的东西,可能就是打开僵局的钥匙。她现在还会整理这些案例做成普法短文,放在自己的咨询栏里,不是为了吸引案件,而是想让更多人知道,没签合同不代表没法维权。
案子结了之后,她回到律所把新的案例整理进自己的资料库,电脑桌面的文件夹里,建着“建设工程”“婚姻家事”等分类,每个文件夹里都按年份存着案件的关键材料。她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多少起改判的案子,只是每次把判决书放进卷宗时,都会想起刚毕业那年在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里,对着厚厚的法条集划重点的样子。她常说,律师的工作不是去追求完美,而是在规则里帮当事人找到最实在的权益。这起案子的改判结果,没有惊天动地,却让她更确定了自己的执业方向:在法律的边界里,把每一份托付都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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