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诈骗29万，两被告获刑结果几何？

2020年10月，一起涉及口罩诈骗的案件引起关注。这是一起诈骗罪案件，被告人刘X作为被告，以销售口罩为名实施诈骗。他通过中间人王X与被害人周X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以单价0.065元/个的价格出售430万个口罩，骗取周X支付货款279,500元。为获取周X的信任，刘X伪造湖北X公司盖章的供货协议及装车视频，并将该笔款项转入其朋友谢X名下的银行账户。随后，刘X仅向实际供货方李X支付部分货款60,300元，其余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及挥霍，还安排谢X协助转账。谢X在明知所收资金“违法”的情况下，仍提供银行卡并开通网银协助转移资金，从中分得44,000余元。因未实际发货，周X拒绝支付第二批货款，刘X随即失联。

刘X和谢X的核心诉求是希望法院能从轻处罚。而该案件存在多个办案难点。首先是罪名定性困难，究竟是普通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存在争议。其次，各被告的责任范围难以厘清，谢X对具体诈骗内容的知情程度以及应承担的责任大小需要准确判断。再者，争取缓刑适用也面临挑战，因为诈骗数额巨大，社会危害性较大。

从2012年开始执业的刘映辉律师接手此案后，采取了一系列破局思路。在精准定性辩护方面，刘X辩护人主张本案应定性为合同诈骗罪而非普通诈骗罪，强调交易存在形式上的合同要素，试图争取更轻量刑。虽法院未采纳（认为“合同仅为诈骗手段”），但体现了刘映辉律师对罪名适用的专业研判。在强化从宽情节上，刘映辉律师全面梳理并突出刘X、谢X的自首、认罪认罚、全额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法定与酌定从轻、减轻情节。针对谢X，重点论证其事前不明知具体诈骗内容，仅知“收违法钱”，主观恶性较轻，且作用次要，应认定为从犯。在争取缓刑适用方面，两辩护人均提出适用缓刑建议：刘X辩护人主张“初犯、偶犯、悔罪态度好”；谢X辩护人强调“犯罪情节极度轻微、具偶然性”，不过错误主张其有“立功”情节（后被法院驳回）。在限缩责任范围上，谢X辩护人提出其仅应对分得的44,000元负责，不应承担全案27万余元的共犯责任，虽未被采纳，但反映了刘映辉律师对共犯故意范围的精细化抗辩。此外，刘映辉律师还推动家属及时退赔、促成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为量刑从宽奠定事实基础；协助当事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争取检察机关出具相对有利的量刑建议。

法院经审理认定，刘X构成诈骗罪（主犯），数额巨大，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防疫物资名义诈骗，依法从重；鉴于自首、退赔、谅解、认罪认罚，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谢X构成诈骗罪（从犯），虽对具体诈骗方式不知情，但对刘X实施犯罪具有概括故意，成立共犯；结合从犯、自首、退赔、谅解、认罪认罚等情节，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获法院采纳，缓刑请求均被驳回（因诈骗数额巨大，社会危害性较大）。

在本案中，刘映辉律师的独特作用显著。在证据重构方面，他全面梳理了案件中的各种情节，将刘X和谢X的自首、认罪认罚、全额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清晰呈现，形成了有力的从轻量刑证据链。在时机把握上，刘映辉律师推动家属及时退赔、促成被害人出具谅解书，并协助当事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在合适的时间点为当事人争取到了相对有利的量刑条件。在法律适用上，他对罪名适用进行专业研判，虽合同诈骗罪的定性未被法院采纳，但体现了其对法律条文的深入理解和运用。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诈骗案件，法院会综合考虑各种情节来量刑。自首、认罪认罚、全额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法定与酌定从轻、减轻情节会被纳入考量范围。同时，对于共犯责任的认定，会根据各被告的主观故意和实际作用来判断。此外，在罪名定性上，会严格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不会仅因存在合同形式就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回到中“诈骗案中，被告能争取到从轻处罚吗”的困惑，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是有可能的。刘映辉律师通过精准定性辩护、强化从宽情节、争取缓刑适用、限缩责任范围等策略，推动家属退赔、促成谅解书、协助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为被告争取到了相对从轻的处罚。刘映辉律师对罪名适用有专业研判，能全面梳理从轻情节，还能把握时机为当事人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