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
邓凯,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2010.8-2016.1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工作,2016.1至今在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邓凯律师是广东省刑法学会理事、广州市律协普通刑事犯罪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邓凯律师在法院工作期间曾经手办理刑事案件数千件刑事案件。撰写多篇案例、文章被最高人民法院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人民法院案例选》《人民司法》等刊物采用。邓凯律师辞去公职后到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专门从事刑事辩护工作,亦有多个成功辩护案例,办理刑事案件实务经验丰富。 部分办理过的典型案例(与企业合规有关的): 1.向某行贿案——向某是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大股东,公司有数百名员工,其公司给国家工作人员宋某干股,多年下来以分红名义行贿2000余万,向某被指控构成行贿罪。经辩护认为这是企业经营中不规范行为引发,实际公司行贿行为。后法院判决时基本采纳该辩护意见,以单位行贿罪对向某轻判,使得其公司不至于因大股东长期羁押而破产倒闭。 2张某诈骗案——张某与公司另一股东多年以来因利益问题有纠纷,另一股东在民事诉讼败诉后,以张某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诈骗等事由刑事控告张某。张某先后三次被刑事立案,前两次均未起诉至法院。第三次立案是指控张某涉嫌诈骗罪。经辩护认为,本案控告人和被告人之间的纠纷,是典型的企业经营股东之间过于相信所谓江湖道义而未依法合规签订好相关协议引发的纠纷,如果当初做好企业规范的文件工作,相关的合同、协议、发票等资料齐备完善,张某也不至于三次被刑事立案。最终张某第三次被立案也是被认为无罪,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后对其做了不起诉决定,但张某也因此前后被羁押700多天,受到了惨痛教训。 3.洪某诈骗案——洪某是某企业的大股东和实际经营者,其听信中介公司介绍,通过中介公司操作,提供了部分虚假资料骗取国家高新补贴80万元。其被拘留后,对公司的经营和数十名员工的就业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辩护人向经办检察官充分反映公司系遭中介的虚假宣传误认为有资格申领补贴,公司也有实际运营并非虚假皮包公司,恳请考虑到企业经营等方面对洪某不予批捕。后检察机关出于洪某主观恶性相对较低、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角度对洪某不予批捕。之后法院判决认定洪某系从犯(中介方为主犯),对洪某最终判决缓刑,使其企业免于破产,数十名员工免于失业。 4.茅某伪造公司印章罪——本案是因股东不和,为争夺公司控制权及快速变更法定代表人,大股东王某让茅某(工商代办中介)弄个假公章出具文件用于变更工商登记。后被小股东控告,王某及茅某均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刑事拘留。后经辩护,检察机关考虑到本案系企业经营中出现的不规范现象,情节相对较轻,最终对王某和茅某做了相对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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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判罚根据涉案金额而定。具体来说,销售金额在5万元到20万元之间的,会被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罚金为销售额的50%至200%;销售金额在20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会被判处2年至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罚金同样为销售额的50%至200%;销售金额在50万元到200万元之间的,会被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罚金也是销售额的50%至200%;销售金额在200万元以上的,会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罚金同样为销售额的50%至200%,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罪自首并退赃的量刑最高标准是多少年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于犯罪行为中涉及金额较大或存在其它较严重情节者,若能在诉讼程序启动之前主动坦白罪过、真诚表达悔意,积极追缴非法所得,以防止或降低可能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则可获得从轻、减轻或者完全免于刑事处罚的宽大处理;而涉及到的数额庞大或存在其他极其严重情节以及数额特别巨大或存在其他极端严重情节的罪犯,也可通过自我表现良好获得从轻的量刑。

传销组织罪及非法拘禁罪的最低量刑标准在中国刑法中,非法拘禁罪将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以及撤销政治权利的法律惩罚,这些惩罚将会以个案为准进行细化设置。对于那些涉及到殴打、侮辱等恶劣行为的案件,将会被加重处罚力度。

关于销售假药罪的立案标准及量刑的界定关于在售卖假药的案件中,政府对定案的相关标准规定如下:第一种情况是指,药品中所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超过了国家设定的标准;其次,如果药品内不包含所标注的主要有效成分,这将会有可能误导患者对病情进行错误的诊断和治疗;另外,如果所标注的适应症或功能主治超出了国家规定的范围,也可能会导致误诊和延误治疗的情况发生;最后,如果药品缺乏标注中的紧急救治所需的有效成分,同样也属于违法行为。

盗窃犯罪中退赃与不退赃对量刑的影响1. 倘若盗窃犯罪者在尚未遭受公安机关察觉之前便能主动投案自首,或是在行径败露之后仍能保持良好的认错态度,同时积极退回所涉赃款,那么这种情况下,司法审判过程中可能会适当减轻对其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