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定受贿取证应如何取？

受贿取证应如何取？

1、运用法律手段，迅速及时取证。

受贿犯罪固有的特征，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侦查难度。受贿嫌疑人在实施受贿行为后或察觉司法机关追查时，往往会想方设法破坏、转移、伪造乃至毁灭证据，也往往会利用延长时间编造假情况、假情节，或与行贿人、知情人串通，订立攻守同盟。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证人也可能受到外界的压力，使证言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善于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手段，则无以打开案件侦查的局面。受贿案件进入侦查程序，必须充分运用必要的法定手段和法律措施，如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3条中的“发现犯罪事实”以事立案，控制犯罪嫌疑人，对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在嫌疑人与行贿人或知情人之间没有串供或订立攻守同盟之前，迅速及收集证据、固定证据、分析判断证据，从而通过合法获取的证据去指证犯罪嫌疑人和证实犯罪，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受贿嫌疑人能做的也只能是俯首认罪，如实供述自己的受贿行为了。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所立案件的质量和准确度，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侦查的广度和深度。

2、克服“口供情节”，拓宽思路，跳出证据“一对一”的误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口供一直担任着“证据之王”的角色，不少人认为，受贿案件中受贿事实的证据，主要靠嫌疑人的口供，再以供取证，获得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除此之外，别无它证，如果没有知情人而只有嫌疑人的交代和行贿人的证言，就形成了证据的“一对一”，在这个证据的链条上，任一端出了问题，就难以认定受贿事实。事实上，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任何犯罪的发生，必然会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只要这些事实能够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就是证据。“一对一”受贿案件，只是证明受贿犯罪过程中某一阶段直接证据的“一对一”，因为任何一个犯罪事实，都包括若干个具有连续性的阶段，而不仅是一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会发生相应的案件事实，如犯罪时间、地点、赃款赃物等等，由此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证据，这是不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我们在侦查受贿案件过程中，除注意收集嫌疑人的口供、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等直接证据之外，还要注意收集受贿犯罪每个阶段发生案件事实而产生的大量的间接证据，这些客观存在的，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经司法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只要相互外印证、相互证明、形成锁链，达到说明某一事实的真实性和唯一性，否定其他可能，就能保证整个证据体系的证明力，就能据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从而真正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善于发现翻供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并合理加以利用。受贿案件中作证后又翻供的证人，大多是出于觉得嫌疑人有恩于己或受到胁迫、说情，产生顾虑从而翻供，证人翻供后所作的证言，往往已经和嫌疑人抵赖的事实情况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证人翻供后的证言在大的方面肯定已与嫌疑人的口径统一起来，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在小的细节方面不可能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因此侦查人员在与证人的谈话中要敏锐地抓住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选择好时机，在证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还没来得及在细节上与嫌疑人统一口径的情况下，深追细问，狠“抠”细节，使其不能自圆其说，从而暴露出破绽，然后再有的放矢地做好证人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其回到如实作证的正确轨道上来。

4、强化指挥作用，将办案人员整合成高速协调运转的整体。当前办理自侦案件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广泛，需要取证核实的材料较多，需要查证、印证的资料较多，这就需要指挥者充分掌握全面，科学统筹安排，对参与办案的人员统一指挥，果断决策，使办案的人员能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通过科学指挥、合理部署，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干警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以最快的速度获取确实可靠的证据，提高侦查破案的整体效能。

综合上面所说的，让犯罪人员受贿之后，执法人员应及时的进行取证，而且还必须要通过法律的程序来进行合理的按排，结合多人的证言，让案件可以更快的结案，使犯罪人员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受贿属于大罪，一旦被抓到就必定受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