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百川律师：未成年人犯罪，本应重罚却获缓刑

案件一：聚众斗殴案

基本事实

2023年7月18日1时许，沈XX与沈XX酒后口角，相约在丽江古城区西某某街道福某某路“如某某酒店”附近打架。沈XX邀约马XX、邹XX、杨XX等人，沈XX邀约杨XX、何某某、被告人罗XX、任XX等人。双方聚集后，杨XX等人挑衅，沈XX再次邀约何某某、任XX返回。看到对方带刀，杨XX、马XX等人离开。3时许，杨XX、何某某、罗XX等十余人追赶并围住杨XX，杨XX持刀砍伤杨XX头部，何某某持刀砍伤杨XX左肩部，罗XX对杨XX拳打脚踢。杨XX报警，民警查获沈XX，经鉴定杨XX损伤为轻伤一级。罗XX经民警电话通知，于2023年8月24日主动到案，且已支付杨XX人身损害赔偿3000元。

双方诉求及理由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罗XX作为积极参加者，与同行持械人员聚众斗殴，致一人轻伤一级，其行为构成聚众斗殴罪。建议以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可根据认罪认罚等情况调整量刑建议或适用缓刑。而田百川律师则认为，罗XX作案时系未成年人，身心发育未成熟，主观恶性小；是从犯，应从轻处罚；有自首情节，可从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且已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应从轻处罚。

法院查明的事实细节

关键证据包括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辨认笔录、监控视频等。这些证据清晰地还原了案件的全过程。其中，罗XX经民警电话通知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以及已赔偿被害人的事实，成为案件的重要转折点。

法院的认定逻辑

法院认为，罗XX作案时系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辨别是非、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较弱，且系因缺乏监管、受朋友邀约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小。在共同犯罪中，罗XX跟随他人参与斗殴，仅对被害人实施拳打脚踢，未使用刀具，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经民警电话通知主动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其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当庭认罪认罚，态度良好，案发后积极赔偿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弥补了被害人的伤害，可酌情从轻处罚。

最终判决结果

法院判决被告人罗XX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案件二：盗窃案

基本事实

2023年8、9月期间，被告人赵XX先后至丽江市古城区、玉某某县多个小区，多次盗窃他人电动车电瓶。2023年9月14日14时40分许，赵XX在锦某某国际小区南区地下停车场准备拆卸电动车电瓶时，被小区保安发现并控制，后被带至派出所。公诉机关查明，赵XX销赃所得共计5690元左右，其作案时系未成年人，最后一次盗窃行为系犯罪未遂。案发后，赵XX家属代为赔偿全部被害人损失，取得所有被害人谅解；案件审理过程中，赵XX主动退缴违法所得2000元，并预交罚金2000元。

双方诉求及理由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赵XX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盗窃，构成盗窃罪，建议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可根据退赃等情况调整量刑或适用缓刑。田百川律师则提出，赵XX作案时系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辨别是非能力较弱，且案发时处于抑郁治疗期，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认罪悔罪态度良好；案发后积极赔偿被害人全部损失，取得所有被害人谅解，主动退缴违法所得、预交罚金，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最后一次盗窃行为系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

法院查明的事实细节

法院通过接处警登记表、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谅解书、收条等证据，查明了赵XX的作案事实。其中，赵XX处于抑郁治疗期、积极赔偿和取得谅解、最后一次盗窃未遂等事实，是案件的关键。

法院的认定逻辑

法院考虑到赵XX作案时是未成年人，身心未成熟，且处于抑郁治疗期，主观恶性小。其到案后坦白，认罪认罚，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最后一次盗窃未遂，这些情节都符合从轻、减轻处罚的条件。

最终判决结果

法院判决被告人赵XX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二千元；随案移送的作案工具螺丝刀一把依法没收；退缴的违法所得2000元上缴国库。

这两起案件均由云南泰联律师事务所的田百川律师代理。

法律建议

从这两起案件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犯罪虽然会受到法律制裁，但如果具备一些从轻情节，还是有机会获得从轻处罚的。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法治观念，远离违法犯罪行为。家长和学校也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和教育，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如果不幸涉及犯罪，要及时自首，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争取从轻处罚的机会。

这两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判决结果，既体现了法律的威严，又彰显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田百川律师凭借深厚的法学功底（国家法官学院本科学历、中国政法大学学士学位打下的坚实基础），在处理这两起复杂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格外从容。执业的这些年里，他办理过百余起各类民事、刑事案件，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与办案技巧。在这两起案件中，他精准地把握了案件的关键突破口，为被告人争取到了缓刑的机会，避免了他们长期羁押对人生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这就是这两起案子的最终结果，也是专业价值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