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
邓凯,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2010.8-2016.1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工作,2016.1至今在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工作。邓凯律师是广东省刑法学会理事、广州市律协普通刑事犯罪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邓凯律师在法院工作期间曾经手办理刑事案件数千件刑事案件。撰写多篇案例、文章被最高人民法院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人民法院案例选》《人民司法》等刊物采用。邓凯律师辞去公职后到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专门从事刑事辩护工作,亦有多个成功辩护案例,办理刑事案件实务经验丰富。 部分办理过的典型案例(与企业合规有关的): 1.向某行贿案——向某是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大股东,公司有数百名员工,其公司给国家工作人员宋某干股,多年下来以分红名义行贿2000余万,向某被指控构成行贿罪。经辩护认为这是企业经营中不规范行为引发,实际公司行贿行为。后法院判决时基本采纳该辩护意见,以单位行贿罪对向某轻判,使得其公司不至于因大股东长期羁押而破产倒闭。 2张某诈骗案——张某与公司另一股东多年以来因利益问题有纠纷,另一股东在民事诉讼败诉后,以张某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诈骗等事由刑事控告张某。张某先后三次被刑事立案,前两次均未起诉至法院。第三次立案是指控张某涉嫌诈骗罪。经辩护认为,本案控告人和被告人之间的纠纷,是典型的企业经营股东之间过于相信所谓江湖道义而未依法合规签订好相关协议引发的纠纷,如果当初做好企业规范的文件工作,相关的合同、协议、发票等资料齐备完善,张某也不至于三次被刑事立案。最终张某第三次被立案也是被认为无罪,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后对其做了不起诉决定,但张某也因此前后被羁押700多天,受到了惨痛教训。 3.洪某诈骗案——洪某是某企业的大股东和实际经营者,其听信中介公司介绍,通过中介公司操作,提供了部分虚假资料骗取国家高新补贴80万元。其被拘留后,对公司的经营和数十名员工的就业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辩护人向经办检察官充分反映公司系遭中介的虚假宣传误认为有资格申领补贴,公司也有实际运营并非虚假皮包公司,恳请考虑到企业经营等方面对洪某不予批捕。后检察机关出于洪某主观恶性相对较低、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角度对洪某不予批捕。之后法院判决认定洪某系从犯(中介方为主犯),对洪某最终判决缓刑,使其企业免于破产,数十名员工免于失业。 4.茅某伪造公司印章罪——本案是因股东不和,为争夺公司控制权及快速变更法定代表人,大股东王某让茅某(工商代办中介)弄个假公章出具文件用于变更工商登记。后被小股东控告,王某及茅某均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刑事拘留。后经辩护,检察机关考虑到本案系企业经营中出现的不规范现象,情节相对较轻,最终对王某和茅某做了相对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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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规定,敲诈勒索罪的构成需要存在一定的金额要求,然而,具体数额并未予以明确详细规定。一般情况下,若行为人实施敲诈勒索所获取的财产数额相对较为庞大,则有可能被认定为该罪名成立。关于“较大”的具体数额标准,则需依据各个省份高级法院及省级人民检察院所在地域经济状况进行具体设定,通常介于数千元至数万元人民币之间。

根据我国刑法敲诈勒索罪的规定,“数额较大”这一犯罪构成要件所涉及的金额等级一般为3000元人民币到10000元人民币之间。此判断依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明确规定。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具体的涉案金额可能会因为地区经济状况的不同而有所调整。

在对敲诈勒索罪进行刑事处罚时,相关犯罪所得或受害者所蒙受的财产损失金额往往是决定量刑的重要依据之一。通常而言,若数额达到或超过3000元但不足10000元,则属于数额较大;若数额达到或超过30000元但不足100000元,则可定性为数额巨大;至于若数额超过300000元,方可被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具体的数额标准可能会因为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调整。

关于敲诈勒索罪的立案门槛,通常包括金额较大或存在多次行径的情况。金额较大的判断标准通常被定格在人民币3000元到10000元之间,但各地区的标准或许会有所差异。即便在每次敲诈行为都没有达到上述大额标准的情况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亦有可能构成犯罪。至于敲诈金额的确切数值,需要结合当地的司法解释进行考量和确定。

在对敲诈勒索罪进行裁定时,并非只依据其所涉及到的金钱数目,而需全面权衡相关行为的严重性及发生频率等多方面因素。一般来说,当涉案金额达到一定规模(通常是介于人民币3000元至10000元之间)时,便足以构成犯罪。然而,如果涉案金额特别庞大或者存在其他严重情节,那么相应的惩罚力度将会更为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