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题主在题目中提到的只能二选一的主动退赔、
被害人谅解、自愿认罪等情节外，个人认为，主要体现在整个辩护逻辑和论证说服力的不同。
中国的刑事审判采用法官对事实和法律问题一并审理的审判方式。
在这种模式下，常年接触案件往往会使得法官产生一种职业惯性（或者职业麻木、职业偏见），他们对无罪或疑罪事实的判断往往严格于常人。
这使得辩护人的辩护，尤其是无罪辩护，相比陪审团制国家，难度相对较高。
在这种逻辑下，采用无罪辩护策略，会使得罪轻辩护论证变得不大可能，因为假如主张无罪的一方尚左右摇摆，则会极大的损害无罪辩护的力度，辩护人往往不会为了讨巧，动摇其主要辩护方向。
因此，通常情况下，辩护人一旦选定辩护策略，会一直坚持立场，而不是摇摆。
如此一来，直接后果是，无罪辩护难度较大的案子，如果采取无罪策略，哪怕辩护人以投机的方式点到了一些罪轻情节，这些情节也至多处在有无状态，程度状态则未论证。
自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以来，所有的减轻从轻量刑情节，均规定基准刑调整上限，比如：
《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三，4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
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40%以下，是1%还是40%，要依靠辩护人在辩护过程中，对罪轻情节的程度进行充分论证，而仅仅暗示可能有这样的罪轻情节，还远远不够。
因此区别，实际上主要体现在这里。
有点点跑题，基于以上内容来回答题主的问题：
Q1A：
罪轻情节，只要被发现，不论辩护人采用何种策略，通常都会被法庭据实认定，但如前所述，无罪场合下，程度如何，只有法院的判读，无辩护人的意见，宏观来看，效果肯定会打折。
Q2A：
梦鸽在辩护策略上的失分，主要在于其被亲情所羁绊，导致无法对案件所处的形势给予正确评估，过于沉溺于所谓「救孩子」的幻想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