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杰律师

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被害人陈述往往是定案的核心言词证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明确要求，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应当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完整反映被询问人的神态、情绪与应答状态，并随案移送。但司法实践中，不少办案机关和

作为刑辩律师，我们常常伏案通宵，反复翻阅卷宗，梳理证据链条，检索案例与法条，耗费大量心力打磨出上万字的辩护意见。字里行间，既有对有利事实的挖掘，也毫不回避案件的短板与风险，把案件所有的可能性、取舍代价，全部坦诚铺展。很多人会朴素地以为：只要

连续收到两份强奸案件二审裁定，两份文书最终均维持原判。两份裁定呈现出两种值得关注的裁判样态：其一，二审法院将一审认定的强奸既遂变更为未遂，但刑期原封不动，未遂这一法定从宽情节在量刑层面被完全架空；其二，案件存在明显、超出一般范畴的程序违法，

办理大量强奸、强制猥亵案件之后可以发现，很多“一对一”证据冲突的案件，致命问题并非言词证据本身，而是关键客观物证在侦查阶段被遗漏，导致事实无法得到客观检验。其中裤子、内裤物证的收集缺失，属于高频出现的证据瑕疵。实务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局面：被告

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中，“非亲历不可知”是作为证据审查的辅助经验规则被引入规范体系的。其本意是在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存在特定隐秘细节且排除诱导、串证、信息污染的前提下，辅助司法人员判断陈述可信度，而非独立的定案准则。在笔者承办的一起强奸案件中

在刑事辩护执业过程中，几乎每一位刑辩律师都会遇到一类现实难题：委托人基于亲情、个人生活经验和碎片化信息，形成了一套对案件事实、走向和辩护目标的固有认知。这套认知与律师基于卷宗、会见和司法实践所得出的专业判断存在偏差，甚至存在根本性错误。近期

每次看到当事人急切地说“我认，我都认，只要能从轻”，我心里都五味杂陈。不是因为他们不懂法，恰恰是因为他们太“懂”了——他们懂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他们懂认了至少能换个体面，不认可能连这点体面都没有。这种“懂”，让人不是滋味。这

执业十余年，经手刑事案件无数，与同行合作亦非首次。近日一案，让我对律师间的工作边界问题有了更深的体悟，也觉得此事具有一定典型意义，值得记录。案件本身并不复杂，是一起强奸案，处于审查起诉阶段。当事人焦虑万分，这可以理解。但其聘请律师的过程颇为

拿到一份二审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辩护律师在庭审中提出多项侦查与审判环节的程序违法，二审裁判文书却将一连串程序问题笼统归为“程序瑕疵”，继而以未实质影响公正审判为由维持原判。作为代理律师，在完成全部个人信息脱敏处理之后，尝试将裁定书部分内容在

在刑事二审的司法实践中，有一类裁判说理常常令辩护人深感困惑：辩护人梳理出侦查阶段多项相互关联的程序违法，逐项列明违法事实与法律依据，提交二审法院审查。但二审裁判文书笼统将全部问题打包定性为“程序瑕疵”，直接认定前述问题达不到“可能影响公正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