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许和解行政复议的范围是什么范围？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可以自愿达成和解的，应当向行政复议机构提交书面和解协议；和解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准许。”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终止：……（四）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依照本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经行政复议机构准许达成和解的；……”
显然，行政复议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目前仅限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进行和解，即仅对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部分进行和解，而不能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和解。
相应地，行政复议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是：
（一）和解事项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
（二）行政复议当事人自愿和解；
（三）和解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四）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签署并向行政复议机构提交书面和解协议。
二、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时，行政机关予以从轻处罚而当事人认为应减轻处罚并申请行政复议的，属于和解适用范围。
有人认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仅限于在行政处罚的法定种类和法定幅度内对当事人予以从轻、从重或一般处罚的选择权，不包括予以减轻处罚或免予处罚。其实，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时，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在职权范围内选择对当事人是否处罚以及处罚种类和幅度的权限；不仅包括从轻、从重或一般处罚的选择权，也包括依法可减轻或免予处罚时，是否选择减轻处罚或免予处罚，以及选择减轻处罚的方式和幅度。当然，不具备法定的减轻处罚、免予处罚情形，而予以减轻处罚或免予处罚的，就不属于自由裁量问题，而属于违法行政问题；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而未减轻处罚的，以及依法应当免予处罚而未免予处罚的，也属于违法行政而非自由裁量问题。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了四种“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当事人具备这四种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有权选择作从轻处罚，或者选择作减轻处罚以及选择减轻处罚的幅度。《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五条有关“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有关“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也授予行政机关选择是否减轻处罚的裁量权。前述情形下行政机关选择的从轻或减轻处罚，均属行政复议和解的适用范围。
三、现行行政复议和解范围太窄，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也应当允许和解。
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目前仅限于对具体行政行为自由裁量的合理性问题进行和解，而不能对合法性问题进行和解。本文认为，现行行政复议和解的适用范围过窄，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基于实现案结事了、创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合法性问题，也应当允许行政复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进行和解（涉及第三人权益的，邀请该第三人参与协商并达成一致）。只要参与和解的各方自愿，并在和解程序上对被申请人加强规范和制约，防止被申请人无原则地让步，确保有关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方面的和解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就应当准许。
反对将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纳入行政复议和解范围的，主要是担心两点：一是担心被申请人无原则地让步；二是担心申请人参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认定，会损害行政执法威信。第一种担心，完全可通过完善和解程序，加强行政复议机关对和解内容的审查力度来防范。况且，不管和解事项是合法性问题，还是合理性问题，都同样要防范被申请人无原则地让步。第二种担心，则主要是执政理念的问题，完全没必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所倡导的就是公众参与、尊重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倡导协商会话。
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五十四条就规定，公法范畴的法律关系可以通过合同设立、变更或撤销，但以法规无相反规定为限。在行政执法中，只要不违背强行法规定，基于现有证据，与行政相对人就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进行协商沟通甚至和解，符合现代社会依法行政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实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有利于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
行政复议中，行政复议机关、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对具体行政行为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合法性问题，已形成共识的，如果不允许和解结案，复议机关就只能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甚至需要责令被申请人限期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此处理模式，申请人的合理诉求，不能及时得到实质性解决，行政效率更低、社会效果更差。
当然，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前，被申请人、申请人经协商后，也可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五条、《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
（一）项，由被申请人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自愿撤回行政复议申请，再由行政复议机关终止行政复议。此模式，其实也是一种和解，但比行政复议和解更烦琐，稳定性更差，效率更低，不如直接扩大行政复议和解的适用范围。

行政复议的司法性决定了行政复议不同于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调解也不是“万金油”，并不是所有复议案件都可以适用调解。除《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规定的两种情形外，我们认为，在实践中，下列案件也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审理行政复议案件，解决行政争议：
　　
（一）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确权、认定等案件。
　　这类案件的调解对象是申请人与第三人。例如发生争议较多的土地权属纠纷案件，这类案件，往往是历史遗留问题且关系当事人切身利益，争议双方往往各执一辞，不论原处理机关作出处理结果如何，总有一方不服。审理这类案件，复议机关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在充分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基础上进行调解，通过说服教育和劝导协商，促成当事人双方相互理解与体谅，从而解决纠纷。由此可见，调解在此类复议案件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明显。如工伤认定案件，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工伤行政确认案件不属于调解的范围，但通过认真调研分析，结合大量的案例，我们认为，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工伤保险的受伤害职工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来确定“名分”不是根本，关键的问题在于“名分”地确定最终决定用人单位是否补偿以及补偿多少，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在这类案件中，如果适用调解制度得当，可以有效地减少诉累，更好地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减少争议，维护社会稳定。
　　
（二）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
　　对于此类案件，如果确属行政机关法定职责范围，通过调解结案，可以减少双方的对立情绪，使双方在不伤和气的情况下解决争议，有利于促使行政机关及时、依法履行相应职责。例如公民申请教育主管部门保护受教育权利，而教育主管部门未及时履行该职责，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可以直接做出行政复议决定，责令教育主管部门履行法定职责，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主管部门也会履行行政复议决定，但难免会带有抵触情绪，其履行职责的实效可能会打折扣，申请人申请复议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如果采取调解方式，可以缓和双方的对立情绪，促使教育主管部门及时履行法定职责，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三）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在适用法律方面有一定困难或争议的案件。
　　虽然我国基本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不可否认，由于立法技术、经验等原因，相当多的领域法律规定不是很健全，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适用调解审案，可以促使行政复议双方达成对对方法律意见的相互认可。例如工伤认定案件，法律规定的非常原则，而发生工伤的情形却千差万别，各方当事人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也存在不一致的情况，直接影响了案件的性质与结果。在此类案件中，复议机关采取调解的方式，可以使各方当事人对法律条文的理解达成一致意见，促使案件得到合法、合理解决。
　　
（四）具体行政行为有轻微瑕疵的案件。
我们认为，对有轻微瑕疵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机关原则上不宜撤销，但是，毕竟该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瑕疵，行政机关存在一定的过错，调解可以纠正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存在的错误，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例如房屋登记案件中，房产管理部门在未查清房屋共有人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变更登记，房屋共有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我们认为，虽然行政机关存在过错，但从保护善意第三人角度出发，不宜进行撤销，而应认定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瑕疵。可以通过调解，促使原房屋共有人达成一致意见，及时化解矛盾，做到“案结事了”。
　　
（五）涉及面广，申请人数众多，在本地区有较大影响、可能引起群体性冲突或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可能造成影响的案件。
　　准许和解行政复议在复议工作中，有时会遇到在本地区影响较大，情况较为复杂的案件。由于书面审理具有缺乏互动、信息交流不及时的缺陷，对于书面审理结果，未必所有的申请人都能认可，从而会导致其可能选择其他途径解决纠纷。因此，根据案情需要，适时采用开庭加调解方式审理，对于增进双方了解、缓和矛盾，具有一定的作用。例如房屋拆迁案件，往往涉及人员众多，影响较大。对于此类案件，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激化矛盾，形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运用调解方式进行处理，可以有效减少对立与冲突，解决纠纷，化解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