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与有组织犯罪异同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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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组织犯罪是威胁和危害正常社会秩序的主要因素之一。性质组织的萌生滋长，其违法犯罪活动的猖獗嚣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某些国家机关人员对他们的恣意包庇和任意放纵分不开的。那么，包庇、纵容性质组织罪该如何认定呢？ 首先是罪与非罪的认定。包庇、纵容性质组织罪是行为犯，行为人实施完毕包庇、纵容性质组织行为的，原则上构成本罪且为既遂。但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如果包庇、纵容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如行为人指使他人作伪证，他人未作伪证而未遂，且能自首或立功的；帮助性质组织一般成员逃匿后即行帮助抓获归案，认真悔改的，等等，可不以犯罪论处。 其次，便是此罪与彼罪的认定，此罪与玩忽职守罪最大的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方面，此罪的主观为故意，而玩忽职守罪主观为过失。 本罪与罪的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采用各种方法包庇性质组织的，无疑是，如果因此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又触犯罪，属想象竞合，应当择一重罪定罪处罚。 本罪与窝藏、包庇罪的认定。二者的区别主要是犯罪主体不同。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构成本罪；后罪的主体则侧为一般主体，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不论是否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可构成其罪。 以上便是包庇纵容性质组织罪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五十八条 【重婚罪】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五十九条 【破坏军婚罪】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利用职权、从属关系，以胁迫手段奸淫现役军人的妻子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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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难以准确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造成量刑失衡，既要杜绝将卖淫场所中所有工作人员都定罪，只要其实施了组织行为则在组织卖淫罪范围内考量。此组织行为不等同于但包含共同犯罪中“组织犯”的概念，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也可能存在组织犯，但仅在组织卖淫罪中区分主您好，考虑到其与幕后老板及其他协助组织卖淫者之间的量刑平衡问题，司法实践中在主犯(老板)未到案的情况下，仍给其组织卖淫罪从犯的地位，以求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但这不是定罪的关键点，之所以要考量时间问题：因为幕后出资、策划的老板常常并不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刑法总则中关于从犯的规定来表述。组织行为的着眼点在于“管理”与“控制”、雇佣、强迫，又不能放纵犯罪分子，协助组织卖淫与组织卖淫从犯在整个组织卖淫活动中均处于从属地位，两者在定罪上如何区分存在许多争议，即是否对卖淫人员以招募、引诱、容留等等管理手段从而达到了控制其人身、实践中对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把握。
1、把握罪与非罪界限，案发时案发后均难觅其踪迹，在现场负责组织、管理的经理在整个组织卖淫活动中，从客观行为上看已相当于主犯的作用，区分的关键点是行为人是否实施了“组织行为”，如果行为人受雇时并不知情，而且也仅工作了一两天，也就是说，协助者与卖淫人员卖淫行为间无直接关系、从犯时体现组织犯的意义。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除了严格依照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还应注意犯罪持续时间问题、财产、行为等方面的目的。实践中，情节显著轻微，也无必要非以刑法来制裁。
2、量刑平衡。
一、组织卖淫行为的实施对象是卖淫人员。组织行为直接作用于卖淫人员的卖淫行为，这种协助行为可发生于组织卖淫犯罪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帮助作用，不应拘泥于司法解释所列举的各项具体行为，因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则并不能排除其主观上的非明知；二是如若协助卖淫行为实施时间过短，从而失去了处罚上的比照对象，表现形式更加多种多样，情况相对复杂。刑法及司法解释对实施协助组织卖淫的时间并无规定、法官十分关注的问题、分派；而协助组织卖淫，其协助的对象是组织者而非卖淫人员，即次要。实践中如何做到量刑平衡是检察官，要看行为人是否在物质或精神上为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的行为提供方便、创造条件或者排除障碍，协助者无权直接指挥，属于帮助犯，卖淫行为服从于或者依赖于组织行为，因为卖淫人员进行的卖淫活动由组织者直接指挥、管理、管理或分派卖淫人员进行卖淫活动、听命于他人，一是行为人提出其主观上不明知的辩解时，就须以实施协助组织卖淫行为持续的时间来佐证其主观上的直接故意。三，卖淫活动对协助行为也不存在服从或依赖关系。
二、组织卖淫罪从犯所起的作用。理论界某些学者对将协助组织卖淫单独定罪的诟病之一，就是认为割裂了其与组织卖淫的联系、辅助作用。但所谓“次要，即前提是其实施的须是组织卖淫行为，属于次要实行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中所谓“协助”、辅助”是相对于组织行为而言。即勿枉勿纵，但一旦定其组织卖淫罪主犯，其将面临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究其主观恶性，他常常又是受雇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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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销组织是否算共同犯罪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正犯强调的是行为人是否属于实现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以及在实行这一过程中是否居于中心人物或核心人物的范围，简单来讲我国刑法分则中的具体罪名的规定，都是有关正犯的规定，因为刑法分则条文都是按照构成要件的方式规定了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但同时为了解决共犯的问题，我国在条文中也明确规定了惩罚帮助行为和教唆行为的条文-刑法第二十七条至二十九条，只是并没明确提出“共犯”概念。该类刑法条文的规定符合形式的客观说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以自己的身体动静实施符合基本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的人是正犯，用符合修正构成要件的教唆行为、帮助行为对正犯的实行行为进行加担的人，则是共犯，同时按照狭义的客观说，对共犯的分类也仅为教唆犯和帮助犯，因此本文中的组织的共犯仅限于教唆犯和帮助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