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伤害受害人应得到哪些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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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如何理解此条文，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在赔偿权利人已经主张人身意外伤害险的保险理赔请求权并获得理赔的情况下，再向侵权人主张机动车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时，侵权人往往提出抗辩，认为侵权人赔偿的范围只应当是赔偿权利人除人身意外伤害险的保险理赔款外其他部分损失，对于侵权人的这种抗辩，笔者认为，虽然保险法只是赋予了赔偿权利人向侵权人主张赔偿的权利，而并未明确赔偿范围，但从公平的角度来看，人身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赔偿权利人之所以能够主张人身意外伤害险的保险理赔请求权，是由于其基于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投保了该险种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因此所获得的收益理应归赔偿权利人来所有，如果因赔偿权利人支付保险费而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那么明显有悖公平原则。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对于侵权人的该项抗辩理由不应采纳，在该种情况下，侵权人仍应当对赔偿权利人因机动车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在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侵权人主张机动车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并获得赔偿的情况下，再向保险人主张人身意外伤害险的保险理赔请求权时，保险人则往往主张赔偿权利人的损失已经从侵权人处获得了赔偿，因而保险人不应当再承担人身意外伤害险保险理赔责任，对于保险人的上述抗辩理由，笔者认为，虽然《保险法》只是规定赔偿权利人主张人身意外伤害险的保险理赔请求权后，可以再主张机动车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并未规定赔偿权利人主张机动车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后，可以再主张人身意外伤害险的保险理赔请求权，但分析《保险法》的立法本意与人身意外伤害险的性质，人身意外伤害险的保险标的是人的寿命和身体，因对人的寿命和身体造成的损害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故在赔偿权利人主张机动车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并获得相应赔偿之后，保险人不得以此作为抗辩理由不履行其对赔偿权利人应当履行的保险合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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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赔偿项目方面增加了康复费、后续治疗费两项，并用“残疾赔偿金”代替“残疾者生活补助费”。具体体现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
1、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
2、受害人因伤致残的赔偿项目除第1项外还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建议委托律师代理并计算相关的赔偿金额。建议加微信详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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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类案件的处理，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是附带民事损害赔偿应当充分吸收单纯民事赔偿中衡平原则的合理内容，在确定侵权赔偿范围时，必须充分考虑被告人赔偿能力，以已经查明的被告人现有的财产份额为限，并以此作为判决依据之一，恰当下判。如果被告人有全部赔偿能力，就判全部赔偿，如果仅有部分赔偿能力，就判处部分赔偿，如果确无赔偿能力，则判不予赔偿。另一种观点认为，在解决附带民事诉讼赔偿问题时，应适用全部赔偿原则，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当与侵权行为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的范围对等，不能因被告人赔偿能力有限或没有赔偿能力而少赔或不赔。理论上的分歧，带来了审判实践中的做法不一。据调查，当前对被告人确无赔偿能力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处理的方式主要有：一是按实际损害赔偿原则，判决赔偿；二是判决不予赔偿；三是裁定驳回；四是在裁判文书的主文部分不予判决或裁定，只是在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阐明不予赔偿的理由。笔者主张对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害或财产被犯罪分子毁坏的附带民事诉讼应同普通民事诉讼一样，不论被告人有无经济赔偿能力，应根据被害人的实际损害全额判赔。 首先，应明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立的宗旨。我国设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在于依法、公正、高效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一方面在程序上利于当事人诉讼，免遭讼累；另一方面在实体上使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不法侵害能在经济上、物质上得到及时的补偿。如果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查明目前被告人无赔偿能力，不按实际损害判决赔偿，以后，被害人发现被告人有赔偿能力，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又超过了诉讼时效，被害人的损失追偿就得不到保证。 其次，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演变。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主要体现在三个司法解释之中，一是最高《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具体规定》），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了在受理附带民事诉讼时应考虑当事人的赔偿能力，如果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但《解释》和《规定》均取消了类似的规定，而是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法判决后，查明被告人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应当裁定中止或终结执行。该立法的旨意是对被害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确有财产可供赔偿的，或被告人确无赔偿能力的，人民仍应受理并依法判决。进入执行程序后，如查明被告人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再裁定中止或终结执行。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现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以《解释》和《规定》为准。 第三，从《规定》的内容来看，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主要有两种：一是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二是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以上二种损失，在《规定》实施之前，均是可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以下简称《解释（试行）》） 第八十六条规定：“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已经得到退赔而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也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解释（试行）》下发后，对因盗窃、诈骗等财产犯罪遭受的物质损失也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各普遍感到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过宽，影响刑事案件的及时审结。正基于此，《规定》才将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定于赔偿 第一种损失，而将 第二种损失排出附带民事诉讼之外，规定以民事诉讼方式解决。《规定》的立法精神是，对这两种损失，受害人均应受偿，只是可选窢担促杆讵访存诗担涧择不同的途径。同是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如果按附带民事诉讼要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而以民事诉讼解决即不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显然与立法精神不符。而且 第一种损失，被害人并非仅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追偿，按照《解释》 第八十九条规定，被害人如果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可在刑事审判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倘若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依被告人的赔偿能力而判决，而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又按实际损害赔偿原则判决，势必出现一事出两果的尴尬局面。 第四，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能力不同。前者解决的是违法行为的责任性质，是一个审判阶段的问题，而后者则是履行能力问题，是一个执行阶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