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判决书

　　辩护词(第二次补充)

　　2018年3月16日省高院在马鞍山市中院开庭审理杨“故意杀人案”,通过庭审的辩论,辩护方认为检察员的意见是狡理,违背了法律与事实,我们陈述理由如下:

　　一.检察员说: 在供述中杨说要“要同归于尽”,是杀人的直据证据, 辩护方认为这是狡理.首先:这是公安事先写好的, 事后要杨签字, 不是杨自已的真实意思,杨也当庭也说清事实了。其次: 这是检察员的断章取义, 在第一份第二份公安讯问笔录中,杨XX是:你要是把我往绝路上逼,我就和你同归于尽,你再这样我就开车撞你。这句话另一层意思是, 你要是不把我往绝路上逼,我就不和你同归于尽,这分明是提醒,是警告, 是附条件的要“要同归于尽”,杀人故意是直接故意,是直接的,是唯一的,那有故意杀人还附条件的呀,这不具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根本不是杀人的直接证据，是辩解，是无罪证据。此外,在公安讯问笔录中,杨大量的是辩解,均是无罪证据。

　　二.本案初起, 即被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炒作, 在侦查阶段,媒体就在电视,报刊,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报道了杨的“故意杀人”,在法院审判前就定了调,法律受到极大的干扰.二审庭审的当天,杨亲属与我们再说:他们找了一审法官, 法官也与他们说:舆论这么大，我们也只有这样判了。这分明是“媒体牵着法律的鼻子”，一审法院无独立性、中立性了。

　　三.检察员称：杨X：你让我坐牢，我让你死。 此话是检察员自已想像虚构的，在法律卷宗中根本没有如此的文字记录。

　　四.检察员在庭审中也“赞成”了辩护人意见，认为被告人有逃跑的概括故意，可为多种不确定起因,无直接杀人、伤害故意，但其造成被害人死亡结果，故认定被告存在杀人故意，这违背了“主客观相一致”法理。反之,检方认为无犯罪的故意,有犯罪的结果,恰也是认为是过失犯罪啊.

　　五.公安、检察院、法院在一审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故意抛弃对被告有利证据。如：经过现场的遛狗老人证人证言;20：53，56分通话者证言;不完整视频录像证明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没有交流;卷2第129页视频侦查调查表，对视频的侦查结果认定被害人向被告索要钱财等。这与检察员庭审中自称证据完整性是完全矛盾的。

　　六.举证的尸体鉴定报告恰好证明被告主观恶性小，不能证明有被告反复碾压、猛烈撞击被害人的事实。

　　七.被告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一审量刑明显畸重。首先，被告有自首情节;其次，被告超额赔付被害人家属95万;再次，被告为偶犯且无前科;复次，被告主观恶性小，再犯罪几率极低;最后，依据最高法《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通知第23、28[i]条，《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第7[ii]点，《在审理故意杀人、伤害及黑社会案件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第2[iii]条之规定，被告应当在无期徒刑以下量刑。检方说:“判死刑除外”，是检方胡说的.请见附件。

　　综上所述，辩护人依法依事实建议合议庭判处被告“交通肇事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有期徒刑。

　　辩护人：

　　[i] 23、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28、对于被告人同时具有法定、酌定从严和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案件，要在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基础上，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治安状况等因素，综合作出分析判断，总体从严，或者总体从宽。

　　[ii] 7.对死刑案件适用刑罚时，既要防止重罪轻判，也要防止轻罪重判，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重罪重判，轻罪轻判，无罪不罚。对罪行极其严重的被告人必须依法惩处，严厉打击;对具有法律规定“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对具有法律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如果没有其他特殊情节，原则上依法从宽处理;对具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也依法予以考虑。

　　[iii]二、故意杀人、伤害案件审判中宽严相济的把握

　　1.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案件。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侵犯的是人的生命和身体健康，社会危害大，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意见》第7条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犯罪作为严惩的重点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实践中的故意杀人、伤害案件复杂多样，处理时要注意分别案件的不同性质，做到区别对待。

　　实践中，故意杀人、伤害案件从性质上通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案件，如极端仇视国家和社会，以不特定人为行凶对象的;一类是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对于前者应当作为严惩的重点，依法判处被告人重刑直至判处死刑。对于后者处理时应注意体现从严的精神，在判处重刑尤其是适用死刑时应特别慎重，除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的被告人外，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对于被害人在起因上存在过错，或者是被告人案发后积极赔偿，真诚悔罪，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应依法从宽处罚，对同时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应考虑在无期徒刑以下裁量刑罚。同时应重视此类案件中的附带民事调解工作，努力化解双方矛盾，实现积极的“案结事了”，增进社会和谐，达成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意见》第23条是对此审判经验的总结。

　　此外，实践中一些致人死亡的犯罪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往往难以区分，在认定时除从作案工具、打击的部位、力度等方面进行判断外，也要注意考虑犯罪的起因等因素。对于民间纠纷引发的案件，如果难以区分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时，一般可考虑定故意伤害罪。

　　2.充分考虑各种犯罪情节。犯罪情节包括犯罪的动机、手段、对象、场所及造成的后果等，不同的犯罪情节反映不同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情节多属酌定量刑情节，法律往往未作明确的规定，但犯罪情节是适用刑罚的基础，是具体案件决定从严或从宽处罚的基本依据，需要在案件审理中进行仔细甄别，以准确判断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有的案件犯罪动机特别卑劣，比如为了铲除政治对手而雇凶杀人的，也有一些人犯罪是出于义愤，甚至是“大义灭亲”、“为民除害”的动机杀人。有的案件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比如采取放火、泼硫酸等方法把人活活烧死的故意杀人行为。犯罪后果也可以分为一般、严重和特别严重几档。在实际中一般认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一人死亡的为后果严重，致二人以上死亡的为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特定的犯罪对象和场所也反映社会危害性的不同，如针对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或在公共场所实施的杀人、伤害，就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以上犯罪动机卑劣，或者犯罪手段残忍，或者犯罪后果严重，或者针对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作案等情节恶劣的，又无其他法定或酌定从轻情节应当依法从重判处。如果犯罪情节一般，被告人真诚悔罪，或有立功、自首等法定从轻情节的，一般应考虑从宽处罚。

　　实践中，故意杀人、伤害案件的被告人既有法定或酌定的从宽情节，又有法定或酌定从严情节的情形比较常见，此时，就应当根据《意见》第28条，在全面考察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基础上，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治安状况等因素，综合作出分析判断。

　　3.充分考虑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意见》第10条、第16条明确了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是从严和从宽的重要依据，在适用刑罚时必须充分考虑。主观恶性是被告人对自己行为及社会危害性所抱的心理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告人的改造可能性。一般来说，经过精心策划的、有长时间计划的杀人、伤害，显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深;激情犯罪，临时起意的犯罪，因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引发的犯罪，显示的主观恶性较小。对主观恶性深的被告人要从严惩处，主观恶性较小的被告人则可考虑适用较轻的刑罚。

　　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可从被告人有无前科、平时表现及悔罪情况等方面综合判断。人身危险性大的被告人，要依法从重处罚。如累犯中前罪系暴力犯罪，或者曾因暴力犯罪被判重刑后又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平时横行乡里，寻衅滋事杀人、伤害致人死亡的，应依法从重判处。人身危险性小的被告人，应依法体现从宽精神。如被告人平时表现较好，激情犯罪，系初犯、偶犯的;被告人杀人或伤人后有抢救被害人行为的，在量刑时应该酌情予以从宽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