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如果说当年央企拆分的主要诉求是打破垄断、构筑合理有序的竞争格局，那么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以及对内、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目前国企身处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譬如中国港中旅集团与国旅集团，由于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民营互联网巨头正在纷纷利用自己的在线资源优势加强旅游业务，因此，即使两家央企合并后，仍需面对越来越严峻且快速更新中的市场挑战；再譬如中国南车与北车合并组成的中国中车，其所背负的“走出去”重任要求其必先形成合力，才能应对来自包括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加拿大庞巴迪以及日本川崎重工等“重量级”国外巨头的激烈竞争。
　　
其次，如果说中国的国企改革可溯源至一个压倒性的诱因——短缺经济的话，那么经由竞争而激发的产能扩张，已导致国企改革面临截然相反的阶段性任务——化解过剩产能。譬如钢铁行业，目前我国粗钢产量已占全球总产量近一半，产能利用率则已跌至表明“严重过剩”的75%以下，因此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国企往往具有重规模扩张、轻效率提升的行为偏好，通过大规模兼并重组以减少不必要的恶性竞争，不失为一项切中时弊的有效举措。
　　第三，如果说中国的国企改革迄今还留存着一个不甚了然的世界性难题，即应该由谁，并且究竟如何，代表国家行使国资所有权，并承担起由此所有权而产生的所有者责任？那么时下旨在推进的以国资改革促国企改革，显然就是专门针对这一难题的艰难求解，而通过兼并重组进而将原先只负责资产经营的国企，组建成为国资运营和管理的平台，显然又正合 “以国资改革促国企改革”的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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