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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一种规范的法律术语。所谓应当知道，是指尽管当事人否认自己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但法院有充分理由认为相对人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即为‘应当知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1条第1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
其实，《行政诉讼法》第39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行政复议法》第9条第1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都没有出现“应当知道”的说法。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6月11日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也没有采用“应当知道”的说法，第35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当事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当事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当事人实际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期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当然，以“实际知道”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则走向了另一极端。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知道也有拟制或者推定的情况。
再作一步分析。其实，以“知道”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本来就是不科学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2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更是规定要求当事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实际上，行政机关制作法律文书之后，具有送达或者通知相对人和已经知道的利害关系的义务。只要依法送达或者通知了当事人，起诉期限就开始计算了。至于当事人是否知道具体行政行为或者内容，则不足以成为错过法定期限的理由。有些情况下，甚至不需要实际送达，起诉期限就开始计算了。譬如，《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的留置送达：“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第84条第1款规定的公告送达：“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这两条内容对于行政机关送达法律文书，自然也有适用。当然，对于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以及行政机关作出尚不知道的利害关系人，就只能以他们“知道”行政行为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了。
当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之所以会采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的表述，也非空穴来风。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为关键词，在中国法院网进行搜索：“国家法律法规”栏，结果是“符合条件纪录：73条；“地方法规”栏，结果是“符合条件纪录：98条”。可见，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其中，《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都有这样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也采用这一表述方式，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这一表述在民事诉讼领域也是不科学的，也需要予以纠正。但是，民事诉讼领域与行政诉讼领域不同，民事诉讼领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对象往往是受到侵害的事实，譬如《民法通则》（1986年）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而行政诉讼领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是行政行为不同，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自然要比行政诉讼领域小得多。而且，民商活动中，法律行为更多的是双方的，也不存在一方向另一送达法律文书，并且以之作为计算起诉期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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