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关于医疗事故罪犯罪主体特征具体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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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犯罪构成。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有些犯罪活动，虽然也使用某些欺骗手段，甚至也追求某些非法经济利益，但因其侵犯的客体不是或者不限于公私财产所有权。所以，不构成诈骗罪。例如：拐卖妇女、儿童的，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罪。 诈骗罪侵犯的对象，仅限于国家、集体或个人的财物，而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其对象，也应排除金融机构的贷款。因本法已于第193条特别规定了贷款诈骗罪。 （二）客观要件。 本罪往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首先，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从实质上说是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欺诈行为的内容是，在具体状况下，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作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因此，不管是虚构、隐瞒过去的事实，还是现在的事实与将来的事实，只要具有上述内容的，就是一种欺诈行为。如果欺诈内容不是使他们作出财产处分的，则不是诈骗罪的欺诈行为。欺诈行为必须达到使一般人能够产生错误认识的程度，对自己出卖的商品进行夸张，没有超出社会容忍范围的，不是欺诈行为。欺诈行为的手段、方法没有限制，既可以是语言欺诈，也可以是动作欺诈；欺诈行为本身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即有告知某种事实的义务，但不履行这种义务，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或者继续陷入错误认识，行为人利用这种认识错误取得财产的，也是欺诈行为。根据本法第300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组织或者利用骗取财物的以诈骗罪论处。 欺诈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对方产生错误认识是行为人的欺诈行为所致；即使对方在判断上有一定的错误，也不妨碍欺诈行为的成立。在欺诈行为与对方处分财产之间，必须介人对方的错误认识；如果对方不是因欺诈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就不成立诈骗罪。欺诈行为的对方只要求是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或者地位的人，不要求一定是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提供虚假的陈述、提出虚伪的证据，使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从而获得财产的行为，称为诉讼欺诈，成立诈骗罪。 成立诈骗罪要求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之后作出财产处分，财产处分包括处分行为与处分意识。作出这样的要求是为了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处分财产表现为直接交付财产，或者承诺行为人取得财产，或者承诺转移财产性利益。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他人放弃财物，行为人拾取该财物的，也应以诈骗罪论处。但是，向自动售货机中投入类似硬币的金属片，从而取得售货机内的商品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只能成立盗窃罪。 欺诈行为使被害人处分财产后，行为人便获得财产，从而使被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害，根据本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诈骗罪的数额较大，以元为起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诈骗未遂的，不构成犯罪。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需要研究的是，行为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财物，但同时支付了相当价值的物品时，是否成立诈骗罪有人认为诈骗罪所造成的损害是指被害人整体财产的减少，故上述行为不成立诈骗罪；有人认为是被害人个别财产的丧失，故上述行为仍然成立诈骗罪；还有人认为诈骗罪是对信义诚实的侵害，不要求发生财产损害。我们认为，诈骗罪是对个别财产的犯罪，而不是对整体财产的犯罪。被害人因被欺诈花3万元人民币购买3万元的物品，虽然财产的整体没有受到损害，但从个别财产来看，如果没有行为人的欺诈，被害人不会花3万元购买该物品，花去3万元便是个别财产的损害。因此，使用欺诈手段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骗取财物的，即使支付了相当价值的物品，也应认定为诈骗罪。 诈骗罪并不限于骗取有体物，还包括骗取无形物与财产性利益。根据本法第20条的有关规定，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门退税、抵扣税款的甚他发票的，成立诈骗罪。 （三）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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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登记对抗主义的法律后果 登记对抗主义是指未经登记,物权的变动在法律上也可有效成立,但只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采取“登记对抗主义”立法例决定了物权变动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后果。即，就以商标为例，具体阐述：如果把商标许可视为权利物权 (商标权)变动(许可他人使用)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甲与乙虽然签订了商标许可使用合同A，且此合同在法律上仍然有效，但由于未依法进行备案，那么，对于任何善意第三人而言，此商标许可合同 A并不发生任何权利物权(商标权)变动(许可使用)的效力，而仅具有规范甲、乙两方当事人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债权效力。 实际上，上述认识与我国最高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九条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该《解释》第九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由于“公示手续”是物权变动(广义上讲，包括权利物权)的要求，所以上述规定明确了未依法登记的后果不是“合同不生效”而是“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 (如商标使用权)不能转移”。 相关知识：在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第19条规定时，笔者认为关键问题集中于下述： (一)如何界定善意第三人 首先，“第三人”应指所有对该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标的--商标权的各项权能具有现实利益关系的该许可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人。如该商标权的受让人、质权人、其他被许可人等。只是因为实践中出现的最为集中的“第三人”是在后许可合同之被许可人，所以，本文集中讨论“第三人”为“在后许可合同之被许可人”的情况。 其次，所谓“善意”，是相对于“恶意”而言的，善意是指不知情…。也就是在后被许可人不知或不应知道该同一商标权已存在在先许可的事实，且此在先许可与在后许可无法共存。事实上，笔者以为，善意除了是一种主观状态外，还含有第三人民事行为合法性要求的意味，也就是说，如果在后被许可人获得商标使用权时存在违法或瑕疵的情况，例如，在后被许可合同也未备案或存在其他不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要求的情况，则当然应推定在后被许可人不符合“善意”要求。另外，考虑善意与否时还应个案分析，但商标权人与在后被许可人的关系，在后被许可合同的许可是否有偿，以及与在先许可费用相比的高低等也是应予考虑的因素。 (二)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在商标许可合同效力中的适用 根据前述分析，加之，商标权虽然可以视作为一种权利物权，但毕竟由于商标权客体的无形性特点，从而使“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一物权概念在商标许可合同的效力认定中体现出其特有的适用特点，现分述之： 1.如果在后经备案的许可使用合同采用的是排他或独占的方式，则不论在先合同是何种方式，由于二者客观上无法共存，所以尽管在先合同仍有效，但由于对第三人而言，不产生物权转移(许可)的效力，所以，在先合同事实上不能履行，在先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只能根据合同约定行使债权权利，追究许可人的合同违约责任。 2.如果在后许可合同采用了普通许可方式，则： (1)如果在先合同采用的也是普通许可方式，则，由于二者可以共存，实际上对“善意”第三人并不发生对抗作用，所以二者完全可以同时履行; (2)如果在先合同采用的是排他或独占方式，则二者无法共存，在后合同效力优先，在此基础上在先合同的效力，根据在先合同被许可人的选择，有二种处理方式，第一是在先合同的被许可人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的许可人承担合同违约赔偿责任;另一种是在先合同的被许可人希望继续履行原合同，但原合同性质由于在后合同的存在，事实上不得不变更为普通许可合同，对此，在先合同的被许可人仍可以要求许可人承担合同违约赔偿责任。 另外，现实中也不排除在先和在后许可合同均未备案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笔者以为，如两合同均未备案，则两个合同均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但该两合同的被许可人均不能被视为“善意第三人”。就此两合同而言，如二者性质均为普通许可，则两合同共存，继续履行。但如二者可能存在冲突，则应保护在先合同的履行，但必须澄清的是，之所以保护在先订立之合同，其理由并非是该合同订立在先，而是因为许可人在订立了在先合同后，其事实上已无权订立在后之与在先合同相冲突的许可合同，也即许可人存在“无权处分”的事实。